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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雄心和“经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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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丁 发表于2017-02-05

特朗普逆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已经有一个月了。这位向来以“政治不正确”言行著称的富商政客,在经济政策理念上,有几分正确合理的成分呢?


投资者用钱投票的金融市场已经表了态:特朗普胜选后的数周来,华尔街股市一改前几个月的颓势,一路腾升5%,创下新高,美元也走势强劲,傲视全球汇市。美林银行等众多投资机构纷纷调高经济增长预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1月底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估计,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财政扩张,可望将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在2017年从1.9%提升到2.3%,在2018年从2.2% 加快到3.0%,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加速。这是国际经济组织首次正面背书特朗普新政。


对特朗普新政弥漫的乐观期望和大选结果揭晓前的阴冷舆情对比,简直如冰火两重天。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精英几乎一致批判和抵制这位富商政客的治国理念。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力批特朗普声称的经济政纲是“荒诞离谱(absurd)”的“杂乱无章之作(shambles)”,远不如对手克林顿的经济方案严肃可靠。投票日前夕,数百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还联名发出公开信,警告公众说特朗普当选“将威胁到美国的繁荣”。


妄言要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特朗普,究竟是否“经济正确”,要看他的经济政纲是否合乎主流经济学的理念。正如凯恩斯所言,“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已被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所驾驭。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妄念之源,不过是若干年前的某份学术手稿”更何况这位狂人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学位。


特朗普经济政纲的基本特征是以减税简税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就业振兴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林顿和特朗普在选战中势如水火,双方在主张积极扩张赤字财政上,却异曲同工:奥巴马当政期间,赤字财政已经相当庞大,把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35%增加到70%以上。据估算,克林顿的财政方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把国债比进一步推高到85%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会使国债比上升到105%。在花钱上,两个候选人都主张加大公共投资,维修更新老旧的基础建设。克林顿团队保证在五年内增加2750亿美元使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到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振兴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内投入一万亿美元全面更新基础设施。


竞选双方居然有如此“共识”,并非碰巧撞车。其实,过去这几年,多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大力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经济专家如布莱德(Alan Blinder)、萨莫斯(Larry Summers)、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表面上看,自从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已经持续复苏扩张到第九个年头,失业率也从衰退时的9.6%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接近所谓自然失业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缓慢。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尤其是就业人数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只有56%,比危机前降低了4个百分点,相当于闲置了一千万人原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力军。


当经济成长低于其潜在趋势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是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八年前,正是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合力扩张,积极刺激总需求,才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灾难。不过这八年来,从欧元区到北美,经济增长疲弱,复苏步履蹒跚。各国央行利率一降再降,货币政策已经耗尽“弹药”,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财政大扩张遗留下的公共债务,仍待消化。


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目前发达工业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仍比危机前1990—2007年的年均水平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重重,长期低迷的总需求已经伤害到供给侧的潜在生产力,企业削减产能,投资意愿低落,长期失业者技能生疏过时,心灰意冷不再求职。因此,她今年以来一再建议各国实施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投资基础设施,以增长带动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


拉加德的主张和克鲁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都认为在超低利率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由于赤字财政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负担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将来财政状况就会改善,不必为几年内债台高筑过分担忧。


近八年多来欧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催生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观念。原先主流学派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只能刺激短期总需求,对长期供给和增长潜力基本是无能为力的。近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改变这种传统定论。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在十月间就提请人们注意,深度衰退已经损害到美国的生产潜力:由于长期经济低迷,目前的潜在产出比按照危机前增长趋势推算的产出水平整整低了7%!因此尽管目前的失业率已经接近自然失业率,仍然有必要用积极扩张的公共政策,给经济继续加温,创造更多就业,把上千万的闲置劳动力动员起来,营造更光明的成长前景,鼓舞民间企业更积极地投资和创新,提升长期生产潜力。


其实,这种认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进长期供给的非主流理论观点早就萌芽。在半个多世纪前,荷兰经济学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就曾推导出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会有助于提升现阶段的投资意愿并促进生产力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所谓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业,也会提振投资信心,促进生产力,提升长期供给潜力。这一理念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发展出“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数据实证。


这些经济学的“新”观念,虽然仍有争议,但已经问鼎主流。根据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和佛多恩定理,在当前经济长期低迷的形势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正是把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趋势所必需要做的,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上上之策。


除了双倍于克林顿方案的财政扩张规模,特朗普政纲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减税、简化税制。尤其是把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15%,将一举摘除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企业税率最高的“帽子”,成为税率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用一次性的优惠税率(10%)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也有助于增拓民间投资来源,改善国际收支。大幅度削减税率和简化税制,意在提高效率,激励工作和投资。


这个供给学派的理念曾在19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得到实践,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局,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开启接下来二十多年的繁荣,也造成了一大波国债的膨胀。据预计,特朗普提出的减税额规模会超过里根时期占GDP约3%的规模,将高达GDP的4%。而且,特朗普也承诺取消简化产业规制,提出当政后每设立一项新的规制必须以免除两项旧规制为交换条件;尤其是放宽对传统能源如煤炭和页岩油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放弃美国在炭排放上作过的国际承诺,这些都会让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经济学”的增长绩效。


由此可见,在赤字财政扩张、减税简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这几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政纲基本上合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念,这是他最近获得经合组织正面背书和金融市场欢呼捧场的真正原因。


但是,对于特朗普“经济正确”的背书是有保留的:最令主流经济学家担忧和不放心的是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主张采用贸易保护手段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因为净出口是一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只要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美国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


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能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势必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1980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只会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只有美国国内储蓄随国民收入增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本国经济结构改善而增强,贸易再平衡才有可能。


不过,特朗普主张重新检讨全球化经济方略,乃至重新谈判修改现有的国际经贸协定,也并非狂人妄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克(Dani Rodrik)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界从不否认多年来产业贸易全球化给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也不认为历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协定都对本国有百利而无一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经济学界对全球化的反思。


另外,就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政纲是以增长优先,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由此导致的长期环境成本增加也是让经济学界担忧的。可以预见,在他执政时期,贸易保护和环境保护两大课题,将会日渐凸现出来。作为一位注重实效的精明商人和实干家,这位新总统会继续做出“经济正确”的明智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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