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宗教和民主:土耳其政变的背后

  军队、宗教和民主:土耳其政变的背后
郑永年、李明波 发表于2017-02-05

土耳其发生军人政变,世界一片哗然。实际上,对土耳其人来说,或者对中东和北非的很多国家来说,政变并非新常态,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政治现象。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有三个鲜明要素主导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即军队、宗教和民主。政变或者其他政治现象都是这三者互动的结果。


军队与宗教的三种互动模式


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军队和宗教如何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一直是决定政治格局的核心因素。学界将其归为三种模式,即伊朗模式、土耳其模式和埃及模式。在伊朗,以最高精神领袖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和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军队之间是结盟的关系,是伊朗政局长期稳定的关键;尽管伊朗也存在着选举,即西方所说的民主,但民主始终并不能改变宗教和军队的联盟或者一体化。


在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成功以来,军队一直在埃及的政局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和塞西四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历届总统都依赖军队提供稳定、权利和控制,他们也同时满足军队的利益和高级军官的特权。或者说,这个国家政治的主体是脱掉军装之后经民主选举包装过的军人,或者说准军事体制。唯一民选总统穆尔西的背景是穆斯林兄弟会,其通过动员宗教力量而执政,但因为与军队关系不睦,在位一年即被军人政变推翻;之后,这个国家又返回了远点。


在土耳其,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土耳其军队是代表世俗化道路的凯末尔主义坚定的捍卫者,是保障土耳其向世俗化方向前进的中坚力量,也是捍卫土耳其世俗主义最后的堡垒。在现代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曾前后四次发动军事政变,以纠正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确保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创立的世俗化道路不被逆转。然而,自2003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土耳其大选以来,带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正义发展党牢牢掌握了政权,形成了一种宗教和民主的联盟,而军队在土耳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渐式微。埃尔多安多次在军队中以涉嫌政变为名进行清洗,掌控军队。这次政变未遂,其中一个原因是参与的部队也仅仅是一小部分,这表明,埃尔多安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以往的政治局面。



埃尔多安确实有一帮庞大的民众支持者


当然,这次政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埃尔多安确实有一帮庞大的民众支持者,即包括激进宗教支持者,也包括怀有往日帝国梦想的人民。拥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土耳其人,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数百年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荣光,埃尔多安是最让他们接近这一理想的领袖。实际上,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普通民众而言,埃尔多安几乎是唯一一个还惦记着巴勒斯坦问题的伊斯兰国家领袖。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伊斯兰国家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埃尔多安是最受尊敬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甚至有很多阿拉伯民众也投了这位土耳其人一票,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此。


埃尔多安强硬背后是他确实有一套治理国家的有效模式。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而在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土耳其的街头,人们可以体会到埃尔多安执政十多年来带给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这样的大城市,人们完全看不到阿拉伯国家常见的混乱与无序,街头也很少听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有人说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明星: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8位,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经济上的出色政绩成为埃尔多安最大的政治资本。随着军队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以及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发展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从拥抱欧洲逐渐调整为回归中东,试图成为中东的领导国家,恢复昔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荣光。


快速的经济发展、帝国的追求和强硬的外交尽管既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政府官员的腐败到处蔓延,对社会(尤其是传媒)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具有世俗情怀的中产阶级造旧开始表示不满,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或者感到无能为力。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场合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自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府为推翻阿萨德的统治,纵容了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圣战者,偷越土耳其边境线进入叙利亚进行圣战。但这些圣战者中有不少人最终加入了令全世界头痛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像策划制造了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案的比利时裔恐怖分子阿巴奥德,就曾多次以土耳其为跳板,往返叙利亚和欧洲大陆。必须强调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对伊斯兰圣战者的纵容,恶化了全世界反恐战争的形势。


虽然在过去两年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并不情愿地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但是埃尔多安埋下的恶果在土耳其国内逐渐爆发。直接表现就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埃尔多安政府的矛盾公开化,土耳其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国,如上个月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恐怖袭击案。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案,不仅打击了土耳其的旅游业,也重创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军队中一小部分世俗主义的捍卫者,决定以政变的方式重新扭转土耳其国家发展的大方向。


宗教+民主+社交媒体


拯救埃尔多安的是宗教加民主再加社交媒体。今天土耳其的民主已经不是以往的精英民主,而是大众民主。在精英民主期间,精英们中间对国家的世俗化方向具有共识。但在大众民主来临之后,尤其是通过民主的形式把宗教力量动员起来之后,精英共识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变得一文不值。重要的只是宗教。对一般教徒来说,宗教就是信仰,但对埃尔多安这样的政治人物来说,宗教就是政治工具。只要宗教有利于政治权力,那么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去操纵宗教。此外,尽管埃尔多安对媒体实行高强度的控制,但政府本身则非常熟练和高超地应用着社交媒体。


也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大环境也已经不利于以政变方式来改变政治了。传统上说,这样的政变是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国际反恐战争的大环境。但是,几乎在政变发生的第一时间,白宫就发表声明支持民选的埃尔多安政府,几乎等于提前宣判了政变失败的命运。为什么美国没有站在代表世俗主义的政变军人一边?从负面说,这是美国背负了沉重的“民主包袱”;从正面说,这是美国所承受的扩张民主的使命。


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包袱”


美国一直就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美国的民主包袱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拖累了全世界的反恐形势。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和欧盟长期无视土耳其军队对国家世俗化发展的特殊角色,一直对土耳其军队威逼利诱,警告土耳其军队不要干涉国家政治生活。土耳其世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分享欧洲经济发展的红利。但颇具讽刺的是,一些前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反倒是早在1950年代就加入北约的土耳其,迟迟没有被欧盟在政治上接纳。欧盟拒绝土耳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土耳其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涉。如今回头看,埃尔多安政府在现代伊斯兰主义道路上的快马加鞭,作为世俗化守卫者的土耳其军队却遭遇西方打压。


当然,美国的“民主包袱”也有特例,是根据其现实的需要来调整。2013年,埃及军队政变,推翻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政变前夕,美埃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两次通话,政变后美国对埃及的军事援助没有变化,足以表明美国的态度。埃及与以色列1979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美国一直是埃及军方的主要赞助者,每年提供大约13亿美元资金。作为自己的“头号金主”,埃及军方对美国的指示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美国对埃及和土耳其军事政变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有原因的。土耳其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十分成熟,被认为是伊斯兰民主的典范。埃及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体制都远远落后于土耳其,美国对埃及的民主政治模式并没有信心,一旦这个8000万人口的阿拉伯大国陷入混乱,美国的中东战略势必面临大的挑战。事实证明,依靠政变上台的塞西总统确实稳定了埃及国内局势,也算没有让美国人失望。不过既然是特例,美国就不可能连续默许埃及和土耳其的军队推翻民选政府,否则他们推崇的民主核心价值观就会受到重创。


是民主价值观重要?还是现实的国家利益重要?美国和西方还是没有想明白,他们背负的这种“民主包袱”已经让自己迷失了方向,更让中东乃至世界的未来具有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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