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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国际公共政策评论与中国故事

郑永年 发表于2017-02-10

IPP评论近期,中国不少市场化媒体都在试水英文新闻,比如上海的澎湃新闻在今年四月份推出了一个名为Sixth Tone(“第六声”)的项目。很多人也注意到,您本人最近也领导建设了一个英文互联网平台。您如何看待中国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尝试?


郑永年近代以来,英文成为一门世界通行性语言,几乎所有国家除了本国语言之外就要讲英文了,英文是各国精英之间交流的最方便的工具。英文是世界的主导语言,这是历史的产物,人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得接受。世界上主要国家,都有自己很好的英文平台。很多国家也都有英文报纸,传播很广。中国也有英文报纸,比如说北京的China Daily,上海还有一家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不过,问题是这些英文报纸的目标读者是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讲英文平台有几个目标读者群,一个目标群体就是本国内部可以读懂英文的人;另一个目标群体是在本国工作的外国人。


我们现在指的英文媒体平台,主要目标是对外。过去中国影响力不大,不需要这种平台,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一方面西方需要了解中国,但是怎么了解?到目前为止,外国人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了解中国。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主要通过学习中文课程,以中文为工具了解中国。现在全世界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这体现了他们想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但这是西方为了解中国而做出的自我努力。不管他们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为了研究需要,这种尝试是来自西方本身的。

那我们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做些努力,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现在崛起了,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影响很大。而西方经常误解中国中国迫切需要西方对自己有了解。过去中国在世界各国推广孔子学院(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做法,像法国、德国都有此类机构),但现在看孔子学院的效果不那么理想。尽管中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孔子学院毕竟不是大众媒介,不能在西方大众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是一种非常小的声音。


如果想真正让西方了解中国的话,我们首先要有个工具让人家能理解你的话语,英语就是最好的工具。过去西方专门有个词叫China Daily English,意思就是英语是懂了,但讲的什么大家还是不懂。在很大程度上,现在这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国内有些社科类的杂志也有英文版,一些政治类杂志也有英文版,但是很多西方人反问说这是什么?英文是懂了,但内容还是不懂。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渠道可得性(accessibility),就是人家能不能比较方便地看到你的东西。这一点中国目前做得也是不够。China Daily主要还是在国内发行,可能中国驻外机构会有一些,中国的国际航班上会有一些,但还是太少了。中国国内社科类杂志的英文版,对大众几乎没有影响力。所以说即使你有了英文平台,即使外国人能够理解你讲的英语,但你的话语体系还是国内的那套,没什么不同。即使你有了英文工具,但如果中英文两个话语体系之间没有互联互通,仍然很难理解。要互联互通,就是人家要理解你。


总之,如果中国想在话语权上影响西方世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将两个话语体系做到互联互通,体系不互联互通,即使你有全英文媒体,人家也是看不懂。第二就是要有精准的传播渠道,外国人一定要有方便的渠道能获得这些东西。新加坡的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view (www.ippreview.com)这个网站就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就是呼吁两个体系之间要沟通,我们的作者队伍既要懂西方话语,又要懂中国话语。至于刚刚提到的传播渠道,我们也特别注意。我们把www.ippreview.com这个网站放在了新加坡,等于是直接放到了西方市场。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是故事的可理解性。中国向西方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个话语问题。我们应当让西方不同的社会群体能听得懂我们讲的故事。不懂的话,大家就是鸡同鸭讲,结果还是一样。我们知道,即便是中国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鸿沟还是很深,不见得各个群体都能理解同一种话语。同样的道理,同样使用英语工具的人,也是有鸿沟的。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也被称为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就是要让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获得都可以理解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IPPReview所做的事情也有一点大众传媒的性质。


当然,更重要的是平台本身中国外宣经常使用西方的平台,但是很吃力。你当然可以通过努力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或者去《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但难度很大。你可以去查查《纽约时报》,西方平台上发表的文章有多少篇文章能够真正反映中国的观念?


这些年我们有了很多平台,但还是国内的平台。现在国内的一些英文媒介主要还是面对国内的市场。只有当你真正把这个平台放到西方市场里,才能真正有机会直接面对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我是特别有感受。我一直主编着英文杂志,也主编着英文丛书,感觉到如果要有影响,就必须要到西方市场里面来运作。这和放在国内市场完全是两种概念。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程度,必须要走出去了。我们的平台必须是开放的,而且要符合西方英语的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必须是属于自己的。如果只是借用别人的平台,自己仍然还是个客人。


现在一些人也意识到西方市场的重要性,比如说去收购外国媒体。但如果平台变了,平台的质量变了,西方就可以不再使用你手上的这个平台,很简单。哪怕你把《纽约时报》收购了,如果质量不行了,西方照样可以另起新平台。所以我们要塑造一个位于西方的平台就非常重要,这并不是简单的收购就可以完成的。最近日本公司收购了《金融时报》,但如果未来质量不能保证的话,西方马上就会放弃这个平台。当然,日本现在有了《金融时报》这个平台,未来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们中国现在真的需要走出去建立新的平台。


像孔子学院这样的平台,开始的时候大家这么努力,但现在负面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高质量平台,否则西方就不会过度地政治化理解孔子学院了。既然我们现在没有高质量的平台,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些有质量的平台。


怎么去做?我们不应该让政治人物去建这样的平台,也不能让那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建设一座大楼,一定要有专业的设计师来规划设计,哪怕只是要表达一个观点,我们也必须要表现专业精神。业主义肯定是在第一位的。


IPP评论:您对IPP Review这个平台的未来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有没有为它设定一个目标?


郑永年:我们希望从专业主义出发,IPP Review这个平台能够在不很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上最好的政论平台之一。这里IPP全称为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国际公共政策)。平台上的文章用英文写的,主要反映亚洲的问题。你会看到,我们的作者队伍有中国大陆人、越南人,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和台湾人。我们的平台是开放的。只要你的论述是讲道理的,是从事实出发的,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就会发表。西方人写的文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发表。当然,我们是作为亚洲人的平台,首先要围绕亚洲展开讨论,但我们评论的不仅仅是亚洲的事情。


现在这个世界是英文的世界,不仅我们中国没有软实力,亚洲很多国家都没有(除了新加坡是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国家)。很多国家像越南、柬埔寨,它的软实力也不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能反映亚洲国家立场的平台。这个平台不能看意识形态,而是要看事实证据,比如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既可以反映中国的立场,也不排除反映其他国家的立场,大家都可以基于证据讨论。如果我们的文章反映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立场,西方媒体谁会登?很多西方媒体也具有偏见,缺乏客观公正性。


另一方面,我们亚洲,尤其中国在崛起,但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人来评论我们,然后我们回应。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被动式反应的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大变革需要面向外部世界,不仅是西方,也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希望了解亚洲。同时,亚洲人对世界事务也是有看法的,我们可以评论美国总统选举,也可以对世界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中东事务的看法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对美国人的油气开发看法和美国人不一样,正像我们对自己的政治的看法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IPP Review也是亚洲人观察世界的平台,不光是为了让世界理解亚洲,这就是交流的互联互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平等,这样也有利于拓展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去回应别人,大家就会越来越情绪化。


IPP评论:那您有没有为IPP Review选几个模板?


郑永年:首先,我们IPP Review不是媒体,不能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那样的媒体平台面面俱到。对IPP Review而言,现在比较好的平台就是智库类型,像《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兰德公司等。日本的《外交学者》(The Diplomat)这几年也是做得不错。《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也有点类似,但是它是媒体。我们IPP Review具有媒体性质,但又不是媒体。不过,我们可能以后会发展自己的媒介机构。一般而言,像布鲁金斯样的智库没有自己的媒体机构。所以IPP Review会是一个新型的智库和媒体的结合体。我们没有复制任何东西,而是想超越这些东西。


除了智库和媒体领域,我们在未来还想做另外一块业务,那就是亚洲事务的咨询。这方面IPP Review未来可能会像麦肯锡一样。所以,如果比较顺利的话,IPP想做一个研究、咨询和传媒三位一体的机构,这是一种理想情况。


传媒机构很少做研究,但IPP要做深度研究。但是我们的涉猎范围不会像传媒那么广,去报道任何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一些重大的和专业的领域能提供非常深度的分析和研究。咨询业务也会是非常聚焦的,未来会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提供咨询,无论是政治圈、商业圈,还是社会组织。


IPP评论:您刚才也提到,中国过去也有很多尝试通过以英文为载体,讲中国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一直做得不好?


郑永年:多年来中国一直尝试在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为什么讲不好?我有一个观点,我们如果讲中国故事,仅仅讲中国是讲不好的。为了把中国故事讲好,我们要讲美国的故事,讲日本的故事,讲欧洲的故事,讲印度的故事,我们把其他国家的故事一起讲,才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你去看看西方,谁能把西方故事讲好?你看看那些大家,像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等等,他们讲本国故事的时候一定会讲外国故事,把自己国家放在国际视野中。所以,我觉得只有把中国放到世界地图里讲故事,这个故事才能讲得好。你把这一点抽离出来,就永远讲不好。就像我们讲一个人的故事,如果我们只讲这个人不讲其他人,有故事吗?所以为什么IPP这个平台并不只是一个讲中国故事的平台,也可以讲越南,讲柬埔寨,讲台湾,讲缅甸。好的故事都是要把人的故事放到群体中来讲,脱离群体来讲一个故事是不行的。同样的,讲一个国家的故事必须放到世界地图上,放到很多国家的群体里面来讲,这就是这个平台的作用。


现在中国很多外宣平台就是单纯讲中国的东西。在IPP这个平台上,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讲故事,有中国的故事,有越南的故事,也有日本的故事,几个故事看下来,中国的故事就深刻了。当然首先你要理解,你的听众是谁。我们不能对着空气讲故事,自言自语。


IPP论:就是说,向外界讲好故事,是中国自己的责任?


郑永年:中国在这方面的任务已经很紧迫了,国家越来越强大,国际影响力越来越不一样,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则越来越深。外界误解中国,是中国的责任还是外界的责任?我们现在把责任推给外界,认为是外界歪曲事实了。但问题就是中国自己有没有让外界懂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知识界有些学者还是不负责任。


现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鸿沟越来越大。我们看看大陆和香港的关系、中美关系、南海问题等等,这个鸿沟有多大?中国在这个鸿沟里有没有做好文章呢?我们为什么这么被动?不仅政府没把事情做好,社会、知识界也都没有做好。我们整天就抱怨,抱怨政府,抱怨美国,抱怨其它,但我们自己事情根本没有做好。


这方面我们为什么不如那些小国家?它们就知道怎样在国际社会做工作。中国根本没有做,整天就是待在家里做深宫怨妇,在抱怨。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就会很麻烦,以后很多事情都会出现,像香港、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你为什么一张口就说人家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有,但问题就是你怎么向别人解释?以西藏问题为例,现在中国官方的解释都是非常原始的,说来说去都是古老的农奴制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谁还信呢?


中国其实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和实践,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了不起的成就,即使在政治领域也起了很多的变化。但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IPP和其他平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具备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亚洲的社会科学。因为西方很多软实力都是来自于其社会科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有一大堆经验材料。我不是说这些经验都是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比如环境污染,这也是很多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都遇到过的问题。如果讲中国的现代化的故事,应该讲以前欧美的现代化,讲日本的现代化,大家都是人类社会,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光把一些负面的东西累积起来,或者光把好的东西累积起来,都不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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