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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权威衰落时代弱势群体的民主反抗:英国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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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道隆 发表于2017-02-23

英国经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形成的冲击仍在持续发酵中。在英国公投一个多月前,表面主张“维持现状”,但仍被中国大陆认定为“台独”的蔡英文正式出任台湾总统,两岸间逐步加剧的“冷对抗”局势,对中美台三边关系的冲击现正逐渐显现。


大家通常不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台湾和英国不同,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也不一样,虽然都属于岛与其最近的大陆之间的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很多相似性,对比分析后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也就是在执政权威和主流专家的威信愈发衰落的时代,被民主制度和社交媒体充分发动起来的弱势群体对全球化的反抗,其后果对国内和国际局势都形成巨大冲击。


英国脱欧所反映出的在英国广泛存在的对欧盟的疑虑,和台湾民进党再次上台所折射出的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疑虑,都需要放在全球化及其后果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是深刻影响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力量之一。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消极后果,例如,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文化多样性加速减少等等。


所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成为体制内的主流声音,主要通过民众自发组织的街头社会运动的形式进行。英国与欧盟之间以及两岸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可以看作是全球化在特定区域的具体表现,都曾经历过高速发展的阶段,但现在两地的选民为了避免经济一体化对自己的负面影响,都用民主制度所赋予的选票通过体制内手段,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踩了急刹车。


相似的反抗力量:相对弱势群体


全球化为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资本、技术、学历、年龄、职业等方面拥有优势的群体,能够更多地从全球化中迅速获利,而不具有这些优势的群体,往往获利既少又慢,甚至会因为过多地承受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成为全球化的“净受害者”(获利少于所受到的负面影响的人)。在全球各地,年龄越老、学历越低、掌握的资本和现代技术越少、所居住的地区越偏僻(如乡村)、所处的社会阶层越低,就越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净受害者”。显而易见,在任何国家这些人都属于相对弱势群体。


根据英国公投之前和之后的民意调查,公投中的脱欧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相对弱势群体。调查也发现,这些相对弱势群体因为并没有从英国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因一体化带来的外国移民等问题在情绪上受到困扰,所以和留欧派相比,对英国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现状和未来都更加悲观。


另外,和留欧派相比,他们虽然对脱欧热情很高,但对一般的政治议题却更加冷漠;而且对于一些流行的和全球化高度相关的进步观念,如多元文化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绿色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互联网、移民等,赞成的多为留欧派,而反对的则多为脱欧派。如果从西方传统的左右派标准来看,英国的脱欧派在经济上属于捍卫草根利益的左派,在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上属于比较保守的右派,这也正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典型特征。


而在台湾,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台湾的相对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年龄在60岁及以上、学历是初中及以下、居住在南部、职业为农民或工人,虽然在1996年总统大选时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的李登辉,但从2004年大选开始,转而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先是陈水扁、后来是谢长廷和蔡英文。


研究也发现这些相对弱势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两岸经济一体化,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而更倾向于反对国民党的“亲中”政策,支持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保守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陈水扁政府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改进,而且认为虽然国民党比民进党更擅长发展经济,但民进党比国民党更擅长改善社会福利,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讲,既然从经济发展中获利甚少,那么社会福利就更显重要了。


这说明在两岸经济一体化愈发深入的背景下,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从台湾的经济发展中获利甚微,另一方面相信民进党比国民党更有可能通过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善,帮助他们抵御两岸经济一体化对自己的负面影响。这是他们支持民进党的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英国脱欧派领袖在公投前曾许诺:脱欧成功后,英国的国民健保制度(NHS)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费医疗服务系统,每周将额外增加一亿英镑的预算。考虑到2010年后英国在社会福利方面实行的的紧缩政策,估计英国的相对弱势群体一定程度上也是被脱欧派提高福利的承诺吸引才支持脱欧。


相似的反抗原因:利益与认同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台湾的相对弱势群体,他们反对与欧盟或者大陆加深经济一体化的理由是相当理性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净经济利益。净经济利益是个模糊的概念,大致可以看作经济一体化或非一体化带给自己的好处、减去其带给自己的坏处、同时再考虑到增加或减少的社会福利。


没有人会清清楚楚地计算出自己的净经济利益,这也因为人们很难确定现实中的哪些好处与坏处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但英国公投前的疑欧和脱欧运动中,对立双方对经济一体化好处与坏处的讨论非常激烈、细致、全面,帮助了英国人潜意识地对自己从一体化中得到的净经济利益进行计算。今年初的台湾大选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民进党和国民党就加深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也影响了选民内心的计算。当然,不同的人因其背景不同、观念立场不同,对净经济利益各组成部分的计算方式都会不同。


对于相对弱势群体来说,无论经济一体化与否,自己从中得到的好处都很有限。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往往会导致自己的工作机会减少,外国移民增多等问题,所以反对经济一体化对自己的净经济利益是有利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和自己的对立方,即英国的留欧派或者台湾支持国民党的选民一样理性,都做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选择。


另一方面,这些相对弱势群体反抗经济一体化,也确实出于和自身经济利益关系不大的原因,即情感上对本土更强烈的认同,或者反过来讲,是情感上对欧盟与中国大陆的不认同。英国公投后的调查发现,当问到影响自己投票的理由时,留欧派主要强调留欧带给英国的经济利益和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而脱欧派则不强调经济利益原因,却把脱欧能够保证英国独立决策、以及留欧却无法限制欧盟扩张权力和成员国作为主要理由。这反映了脱欧派对英国认同的坚持和对欧盟的不认同。


留欧派憧憬着欧盟经济一体化带给英国和自己更美好的经济前景,但支持脱欧的相对弱势群体却认为,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英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在逐渐衰败,他们因而怀念并想回到过去那作为一名独立而更有尊严的英国人的黄金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公投刚刚过去的几天内,英国各地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性语言和肢体暴力都突然上升了。这也反映了脱欧派强烈的本土认同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


台湾的相对弱势群体对民进党的支持,除了经济利益原因以外,同样也出于情感认同的原因。笔者的研究发现,这个群体的台湾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因为在这个群体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同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和支持台湾独立的比率远高于其他群体。而且严格的统计回归分析发现,利益因素和认同因素各自独立地推动台湾相对弱势群体支持民进党。


迥异的年轻人认同


但英国和台湾在认同方面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年轻人的认同很不一样。英国人只有约15%的人认同自己也是欧洲人,这个比率在欧盟各国中是最低的。但相对来讲,英国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认同自己也是欧洲人,具有英-欧双重认同,所以年轻人多为留欧派。但可能因为年轻人的投票率比较低,所以让脱欧派在公投中占了上风。


台湾的情况正好相反,近几年台湾年轻人本土认同快速高涨的同时,对大陆的认同却急剧下降,越来越不接受台-中双重认同。而且在今年的大选中,年轻人受周子瑜事件的刺激而踊跃出来投票支持蔡英文,表达对大陆的不满,结果帮助蔡英文大胜朱立伦。


英国脱欧和台湾民进党上台这两件事所表现出的相似性,不仅在于两者都反映了相对弱势群体出于利益和认同的原因,对经济一体化进行反抗,而且两地的内部政坛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变局,两地的对外关系也都进入了不确定性相当高的时期,成为可能引发区域甚至全球局势动荡的热点。


相似的内部政治变局


在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下,英国和台湾在解决各自的“分还是合”的民族主义难题中都经历了一系列变局。首先是执政的政治领袖和主流专家的权威在大众心目中的衰落。无论是英国还是台湾,台上的政治领袖和主流专家都支持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化,都试图说服相对弱势群体接受“合”则两利,“分”则俱伤的主流观点。


这次相对弱势群体不再接受这种观点的权威性。他们或者用困扰自己的身边小事来反驳政治家和专家学者的鸿篇大论,或者用情感性的认同来对抗科学性的数据说明。


民间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让执政党领袖,即英国的卡梅伦和台湾的马英九及朱立伦,在公投和大选前都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也认同英国、认同台湾,主张“合”也是爱英国、爱台湾。但是,当他们所擅长的科学论证式的权威,在相对弱势群体的心目中一再衰落,从而不得不和英国的脱欧派或台湾的“疑中”派竞争谁更爱国的时候,他们已经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当前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主张与外部“整合”的观点具有先天的劣势,而主张独立自主却是符合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正确观点。


其次,“分还是合”的民族主义难题在英国和台湾都开始分裂老政党,并具有持续分裂政治和社会的潜力。在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和在野的工党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内部都开始分裂。公投后这种党内分裂不但未缓和,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因为公投脱欧的结果带来了更多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保守党和工党内部不同的声音会变得更多。而主张留欧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在公投后都表示可能会举办独立公投,给英国蒙上了分崩离析的阴影。


在台湾,国民党在今年大选前就因“换柱风波”出现分裂;选后洪秀柱当上党主席,内部分裂的各种迹象又开始显露。这些分裂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洪秀柱代表的与大陆“整合”的深蓝路线遭到党内本土派和浅蓝路线的反对。大选后蓝绿两阵营在立法院和社会上的持续对抗,根源仍是在与大陆“分还是合”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最后,“分还是合”这一民族主义难题,在英国和台湾都催生了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并助其快速发展。在英国,英国独立党(UKIP)在1993年成立之初,即以推动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为目标,近年来在欧洲议会和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佳绩频传,已经成为英国第三大政党。


在台湾,时代力量在“太阳花学运”带来的“疑中反中”氛围下于2015年1月成立,迅速发展为台湾第三大政党,取代台联党成为新的台独基本教义派政党,其在立法院表现的社会满意度已经超过国民党,仅次于民进党位居第二。基本教义派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必将为英国和台湾两地的政坛和社会带来更多变数。


相似的外部不确定性


英国公投脱欧与台湾蔡英文上台给各自的政坛造成变局,更给各自的对外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公投虽然支持脱欧,但鉴于正式脱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可能对英国造成严重影响,英国不敢贸然启动正式脱欧程序(即启动里斯本条约的第50条),而欧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许抓到了英国不敢轻易正式脱欧的心理,反而冷嘲热讽地逼英国尽快启动脱欧程序。


即使启动了正式脱欧程序,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在形式上完成程序,并需要花更久的时间,英国才能和欧盟形成稳定的新型关系。这期间大量的谈判不可避免,谈判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和欧盟,乃至对全球都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台湾在蔡英文上台后,与大陆的关系正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冷对抗”局面,而且双方缺乏基本的互信和有效的沟通渠道,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大陆形成新的稳定关系,今后几年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肯定也会冲击大陆和台湾内部以及中美台三边关系。最近发生的台湾国军误射导弹事件,更让人们意识到:如果两岸缺乏基本的互信和应急沟通渠道,一些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确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其后果的严重性可能会远超双方所能控制的范围。


寻求理解与推动改革


就中国大陆而言,过去三十多年整体来看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共同鼎力支持的主流话语,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化的质疑与反抗不太理解,所以也许会有疑问:和改革开放几乎同义的全球化为什么会遭到反对呢?实际上,全球化为中国带来的消极后果也一直存在,例如贫富分化加剧、环境问题严重、大量违反劳动法的“血汗工厂”等等,都和全球化有关。


只是中国实行的并不是英国和台湾那样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或个人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的不满,但中国的左派学者早就开始抨击这些问题,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成为左派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没有国家能够躲开全球化,只想从全球化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也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在分配全球化利益和代价的时候尽量公平。当全球化利益被少数政商精英垄断,其代价却主要让弱势群体承担时,民主制度和社交媒体让弱势群体对全球化的反抗,逐渐从体制外的社会运动走向了体制内的选举投票。在一个政治领袖和主流专家的权威逐渐衰落的时代,全球化列车在各种阻力面前也许需要放慢速度,等一等那些赶不上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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