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大变革的前兆

 中国金融大变革的前兆
郑永年 发表于2017-02-27

编者按

2017年2月24日,保监会给予前海人寿及相关负责人分别做出了警告、罚款、撤销任职资格及行业禁止等处罚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董事长姚振华被罚撤销任职资格并禁止进入保险业10年。两天之后,2月26日,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副主席回应资本市场问题时再次炮轰“野蛮人”和“资本大鳄”,表示要以铁腕治理资本市场乱象。从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的金融领域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什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金融领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IPP评论就这些问题求教郑永年教授。


郑教授之前多次撰文讨论中国经济的诸多失衡,其中一大失衡就是金融和实体业的失衡。他认为西方2008年危机的其中一大根源就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他认为,金融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但不当的发展会导致严重的恶果。


01

经济改革最大的短板

IPP评论:郑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中国金融领域的权力部门动作频繁,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您是如何看待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的?


郑永年:这个不难理解。这些动作表明中央要对金融领域动些真格了,因为这个领域近年来出了太多的问题了,不仅经常使得金融秩序处于混乱之中,更导致了社会的不满


实际上,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有了这个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强调指出了中国经济领域中的三个失衡,一是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失衡,二是房地产和制造业的失衡,三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这三个失衡也是中央今年要抓的领域。所以,这些动作并不难理解。可以相信,之后还会有其他甚至更大的动作。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金融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领域的最严重的短板。海内外普遍认为,有效金融改革缺失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处于“未完成时”。


02

国民经济的病态发展


IPP评论:是不是可以说,这三个平衡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的确。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简单地说,是我们所说的“资本运作”出现了无序现象。“资本运作”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越来越显眼的“新概念”。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听到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些人也在践行。逐渐地,“资本运作”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活动了。“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等各种新经济形式背后都是所谓的“资本运作”。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产业。经济生活的巨大转型要求中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金融领域,而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欠缺的。没有人会质疑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健康的金融发展无疑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提升,但病态的发展则会拖累经济,使得经济发展走上错误的方向。金融产业的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总体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判断问题,即对金融产业和其他经济领域关系的判断问题。这就需要人们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状况,看看现在的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而如果不加以纠正,以后又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是正确的。


03

整个国家经济的投机化


IPP评论:那么,这个领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


郑永年问题有很多,但如下几个结果是很明显的。


首先,最显然的是各种经济资源快速有效地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大家都在热衷于搞“资本运作”,促成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个结果与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从本意来看,发展金融业是为了有效地为实体经济融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结果刚好相反,资本是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经济。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尽管风险巨大,但的确是今天中国可以谋取暴利的领域。为了谋取“暴利”,各行各业的资本蜂拥而至。


其次,金融业快速有效地吞并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领域,“大鱼吃小鱼”是通常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钱说了算,钱越多,权力和能量就越大。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也有这样的历史,但后来逐渐规制化。强大的实体经济、法治和规制等因素使得实体经济有能力抵御资本运作。今天的西方也有通过“资本运作”,来重组企业,把那些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频临倒闭的企业进行合并重组,使得这些企业重新有效运作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已经解决了问题了。相反,西方这些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金融业的失控是一个重要根源。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更坏。“资本运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资本拼命收购优质企业。这些年来,一些巨大的金融保险机构通过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来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企业的新闻一直充斥着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抵御“资本运作”而被资本所吞并。


再次,也更为严峻的是,整个国家经济领域呈现“投机化”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代企业家从事的都是实业。但今天搞实业的精神已经不再,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因此,整个经济“投机化”,资本个体更是“投机化”。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想踏踏实实地去创业,而是拼命施展他们所具有的、前面几代企业家所没有的“投机精神”来发财致富。因此,“骗局”横行在各个经济领域。有人形象地说,所谓的“分享经济”已经演变成为“欺骗经济”。尽管说得过头,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


04

牺牲的总是老百姓利益


IPP评论:与西方比较,中国的金融业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金融业放开也没有几年时间。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够造成这样的大趋势?


郑永年:这里的背景很复杂,但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这个领域的国家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近年来,在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横行起来,犹如“华尔街”突然闯入了中国的经济领域。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历史地看,中国198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时,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英美国家)开始流行之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代人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在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领域是不开放的。到1990年代,中国经济体全面开放,但金融领域管制非常严厉。这可以从当时朱镕基总理大力整顿浙江的“非法”金融活动看出,政府整顿金融秩序的努力甚至有了过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候也延续这一政策,尽管有了松动。浙江“吴英案件”足以说明政府的意向。但这些年来,政策形势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尽管从理论上说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但在实践层面,金融领域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出现“有开放而无规制”的现象,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政策层面也可能涉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些误判。如果政府为了发展金融业而对这个领域抱“先行先试”的态度,那么还不算那么糟糕,因为政府对这些后果是有意识的。但如果政府已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金融业而轻视实体经济,那么从长远看,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第二,政府的政策意向也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认同和论证,具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少在金融领域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学界和政策界在资本的大力支持下,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从海外回来的各种人才的很多人不仅鼓吹金融自由化,而且本身也设立了不少“资本运作”企业和公司。在实践层面,他们不断和各级领导层接触和鼓吹,导致了资本和权力结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抵挡这一趋势。


第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动力。这些年尽管出台了诸多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本身的原因或者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很多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速度超越人们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运作”成了有效的手段,因为“资本运作”往往在体制外产生,不受或者少受既得利益的阻碍。而且,通过“资本运作”的经济活动来得快,能有效促成经济增长。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通过“资本运作”似乎成了“发财”的最重要的手段。


第四,资本缺少有效的投资空间而转向金融。旧的投资领域趋于饱满,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又缺失投资未来技术的精神和动力,因此,金融投机成为新的投资领域。


第五,企业家的代际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大都从事实体经济。但现在出现代际变化,新一代企业家所接受的教育、企业家精神和投资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一般所说的“富二代”大都在玩金融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各种形式的互联网金融、网络经济(如“网红”)等都是他们“创意”的产物。


第六,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经受商业社会的洗礼,他们缺少一般的金融常识,同时又怀着尽快发财的梦想,很难抵挡得住资本的鼓动和诱惑,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金融投机”的浪潮。实际上,这些年下来,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今天的各种“资本运作”活动,牺牲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从事“资本运作”那些人的利益。尽管金融丑闻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仍然乐此不疲,加入“自愿”被欺骗的队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在这个领域缺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领导。在金融领域,尽管在官僚层面有为数不少的专业人才,但在领导层缺少领军人物。中国金融业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这个领域的制度也处于早期建设阶段。领军人物和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出现至关重要。


05

实业才能兴国


IPP评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金融经济仍然是百废待兴?或者说,这个领域既有风险也有机会?


郑永年:可以这么理解。金融经济对中国非常重要,为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内部经济活动的扩张和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因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血液。同时金融经济也是外部竞争的需要。英美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发达,金融经济是它们主导世界经济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的各方所意识到。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经济,中国很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不过,必须意识到,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体经济发展仍然是关键。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所得8000美元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在40000美元以上。即使要达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水平,也就是23000美元左右,也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现在所强调的经济活动,无论是金融经济、量化宽松、互联网经济、房地产经济,大都是“吹气球式经济”,也就是搞泡沫经济。很显然,从8000美元到20000多美元,这个距离不是搞泡沫能够搞出来的。并且,在“脱实向虚”的情况下,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势必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压力。华尔街推动的全球化在为西方国家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西方越来越盛的民粹主义的其中一大根源,很明显地反映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右派崛起等等政治现象上。现在,美国开始通过再工业化和再实体化等手段来纠正经济体所出现的问题。尽管美国经济这些年出现了严重问题,但无论从其所拥有的资源、技术、法治等等条件来看都仍然具有很大的实力。中国现在的形势,实体经济大都处于低附加值水平,盈利水平很低,而且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脱实向虚”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美国等国经济“再实体化”,那么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危机,社会危机也变得不可避免。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成长缓慢,甚至趋于变小。金融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点,在法治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一旦资本拥有者感到些许不安全感,金融经济就很容易把中国的财富变成货币,再通过资本外流,演变成为外国的财富。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持有一般经济常识的人不难看到和理解这里所说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但很遗憾的是,简单的经济常识在今天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领域已经进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新状态,正如2008年之后的美国经济领域一样。既得利益们,无论旧的还是新生的,大家都聚焦于能够赚钱、赚快钱,反正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无关。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最终也会演变成一个让人们惊讶不已的社会。


06

惩罚个人的效果很小


IPP评论:那么,现在有关部门所采取的行动大方向对吗?足以构建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吗?


郑永年:我觉得大方向是对的,但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个领域涉及的利益过大,并且从业人员的背景复杂,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要触动他们的利益并不容易。再者,光惩罚一些企业和个人,效果会是很小的。这些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都是制度的产物。你可以说他们打“擦边球”或者“占法律的空子”,但这些都是人的本性驱动的。只要可以打“擦边球”或者“占法律空子”,谁都会去做的。所以,必须建立制度。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建立制度需要时间,制度的有效运作更是需要时间。


07

“野蛮人”不会消失


IPP评论:还有一个问题。您强调“资本运作”闯入实体经济的恶果。那么,就实体经济来说,如何防御这些资本大鳄呢?


郑永年:这个问题永远会存在下去,“大鱼吃小鱼”是由资本的本质决定的。但很多因素可以减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里,立法、规制制度的建设最为重要。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些实体领域的企业家必须把“家”看好了。现在一发生这种现象,各方都用道德的立场来谴责资本,把资本视为“野蛮人”、“妖精”、“害人精”等,反正我们有很多词汇来骂资本。不过,只要是市场经济的存在,这些“野蛮人”、“妖精”或者“害人精”等都会存在下去,他们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一部分。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简直变成了道德学家,整天游山玩水,像个广告人。这种企业不被资本大鳄盯上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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