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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油烟导致雾霾?吃瓜群众为何不信

陈溪然 发表于2017-02-05

01

餐饮油烟成空气重要污染源?


近年来,我们对入冬以后的雾霾天气已见怪不怪。2016年12月中开始,雾霾再次笼罩北方诸省达数日久,引起议论纷纷。其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是雾霾与油烟的关系,以及相应的雾霾治理手段的选择问题。在雾霾治理政策中,对油烟的关注最早见于2013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博士指出:“北京年平均PM2.5排放中,燃煤占26%,机动车19%,餐饮11%,工业10%。”其中餐饮排放主要是油烟型有机物。餐饮业排放由此进入了雾霾治理的政策视野。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规范餐饮业排放的政策。2015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新增条款要求餐饮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这意味着餐饮业排放管理正式成为雾霾治理的常规任务之一。


餐饮业排放被纳入行政法规的过程波澜不惊,但是围绕雾霾与油烟的公共讨论却充满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总能轻易分出两个阵营。一边是力陈控制油烟排放重要性的政府,另一边则是质疑乃至嘲讽这项措施的群众。最近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争论的起因是《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评论。这一则评论强调餐饮油烟已成为城市大气的重要污染源,并为河北省文安县辩护。文安县因治理雾霾要求油烟排放不达标的城区沿街饭店、早点摊停业,这一做法据说引起了不少争论。


该评论进而指出,尽管要求饭店、早点摊停业对百姓生活有影响,但面临更加紧迫的雾霾防治任务,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每个人都应当为雾霾治理做出贡献。言下之意,即质疑者多是将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搭便车者”。就取得共识而言,这篇评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它激发了更多的质疑和调侃。


笔者完全赞同每人都要为减少大气污染添一份力的主张。但是将争论的原因归咎于自私自利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则评论会导致这么多的质疑。这种归因等于说质疑者都是受饭店停业影响的人。可是为了治理雾霾而要饭店停业还不能算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办法,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应该不会很多。这个解释显然说不过去。



02

违反了常识还是常识本身错了?


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这则评论会引发许多的质疑。首先,说油烟对雾霾有重要影响这违反了常识。常识是我们在生活中堆积起来的稳定的认识。既然是认识,就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因此,当我们产生了一个与常识相悖的认识的时候,存在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反常识的认识是错误的,原先的常识得以保留;二是原先的常识是错误的,我们用新的认识来替代原先的常识;三是前两种的中间状态,原先的常识是片面的,我们创造出新的认识来调和两种冲突的认识。要达到任何一种局面,我们都需要搜集证据来对两种认识的真假做出判断。


回到争论里,人们难以理解的是油烟对雾霾的影响究竟有多重要。我们对空气污染的旧有认识并没有强调雾霾和油烟之间的联系。而现在我们被告知两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重要”的联系。人们也许可以很轻易地接受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毕竟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曾被教导过一句至理名言,即“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雾霾和油烟之间的联系有多重要?


讨论原因的重要性得对不同原因对结果的影响进行排序,否则我们便无从理解其重要性。借此我们可以弄明白,为什么政府努力促进人们认识油烟危害但却收效甚微。尽管官方媒体孜孜不倦地重复“油烟对雾霾的影响很重要”,可是我们却始终不知道这个重要是相对什么而言的。


更糟糕的是,人们也不乏证据来质疑这种重要性。谈及空气污染治理成绩便不得不提2014年的“APEC蓝”和2015年的“阅兵蓝”。为了制造两“蓝”,政府在机动车、燃煤、工业和扬尘控制上花了大力气,餐饮业排放控制只能算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措施。这样的治理思路显然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似乎油烟排放在当时尚不能算作“重要的”污染源。那么,何以短短一年之内油烟排放竟变得如此重要?难道这一年中餐饮业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这实在令人费解。



03

背诵口号不是理解


其实,政府重视油烟排放也不难理解:以往忽略的现在要加倍强调。只是这样的强调对于改善雾霾治理的帮助有限。重要的是理性讨论油烟的重要性。一方面,就政府而言,弄清楚油烟对雾霾的影响有多重要,才能评估控制餐饮业排放相对于其他治理措施的优劣如何,然后才能有效调整资源配置,改进雾霾治理措施。另一方面,就百姓而言,政府频繁地强调最多只是让人们记住一句新的口号。但背诵口号毕竟不是理解,难以改变大多数人的行为。使人们理解油烟之于雾霾的重要性,才有望动员大家参与到控制油烟排放的行动中。


如果只是读到强调油烟之于雾霾很重要的文章,人们也许只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调侃。但《人民日报》这则评论谈的是一项雾霾治理措施,刚刚经历雾霾天的人们便多了几分代入感。因为人们对油烟重要性的怀疑始终没有消除,当看到政府花大力气控制油烟排放时,人们难免要问这对治理雾霾有多大帮助?


与前一个问题不同,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领域的问题。具体而言,是不同雾霾治理手段的选择问题。假如治理雾霾能够不受资源和时间限制,那么便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比较不同治理手段的成本和产出,并组合出最经济的政策。


笔者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知道谁不能。


为了应对此次雾霾,各地政府的有关部门都被动员起来整治排放,各种已知的雾霾治理手段齐头并举。这也是雾霾治理的惯常做法。这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政府的资源充足,不需要在各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但也许我们应该这么来看,这不是在不同手段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不同目标之间做选择。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要理解这一点,不妨看看最极端的例子,即“APEC蓝”和“阅兵蓝”。为了获得“APEC蓝”和“阅兵蓝”,我们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其中,“APEC蓝”据说“对中国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0.20.4个百分点的拖累”,并“使得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而“阅兵蓝”也使“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这里暂不讨论政府如何在雾霾治理和其他政治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04

当雾霾治理成为政治任务


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当雾霾治理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时,官员便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达成目标。这个时候,效率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官员没有动机研究控制油烟排放对于治理雾霾的贡献有多大。


这个发现足以引出人们对雾霾治理最深的担心。如果官员有时能不惜一切代价治理雾霾,那么他们恐怕也能为了其他政治任务而搁置雾霾治理。


以下是简单的结论。尽管我国雾霾治理已经有所进步,围绕雾霾和油烟关系的争论还是展示出了雾霾治理的种种不足之处。改进雾霾治理至少可以从改进与群众的沟通开始。一是前面已经谈到的更加理性地沟通。二是不妨改进信息公开。有了相关信息,自然有利益相关者愿意分担那些政府没时间做的事和没意愿做的事。这样才有望调动社会的积极性,达到政府所期盼的“人人参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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