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选择权交给全民是否正确?

 将选择权交给全民是否正确?
刘易杰 发表于2017-03-30

英国脱欧拉开的全球范围“草根逆袭”还远未结束,下一个正在酝酿的震荡就是法国大选。


01

全球范围的草根逆袭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自己有魔法。”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之后,J.K.罗琳在自己的Twitter上如是说。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创造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魔法世界,即便如此,面对现实世界的无奈依旧无能为力。


J.K.罗琳是坚定的留欧派,和她一样的留欧派,往往是代表着更高的收入、更高社会阶层和社会影响力、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国际化的视野,他们的工作跟全球化相关性更高,多数都居住在多元文化背景的大都市。相反脱欧派的主流群体往往是居住在中小城市或乡村,相对来讲收入水平不如留欧派,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有限的人群。简单来讲,如果把脱欧派和留欧派人群高度抽象,正如有些人总结,这是一场“草根”对垒“精英”的分歧。


最后的结果现在已经揭晓,脱欧派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公投。许多人都大跌眼镜,英镑暴跌超过10%,不少媒体认为,脱欧会让英国的经济发展大幅度倒退。留欧派捶胸顿足,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详细地,甚至可以说夸大其词地,论证了脱欧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依然没办法说服脱欧派的民众。


然而英国脱欧并非是这场“精英”和”草根”对决的唯一战场。如果说英国脱欧的结果是让不少精英阶层感到震撼和失望的话,接下来的美国大选,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地撼动了许多人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心和理想。


从未有过政治经验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从参选开始,几乎被所有的媒体当成是笑话和闹剧,凭借一张敢于挑战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构建的“政治正确”框架的大嘴巴,一路过关斩将,战胜了有丰富执政经验、女权主义光环护体、前总统克林顿夫人身份加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最终入主白宫,成了这个星球上最有实力的国家的总统。


如果分析一下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支持者,不难发现和英国脱欧派留欧派的分化有着高度相似之处。希拉里的支持者更年轻,更多元化和国际化,相对收入更高,知识水平更高(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公开表示支持希拉里),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发达的东西海岸、加州纽约等大城市。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像英国的脱欧派,更传统,离国际化产业链更远,收入比不上硅谷和华尔街的精英,相较于精英群体,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致他们的影响力被大大低估,直到大选结果出炉。


这一场全球范围“草根逆袭”还远未结束,下一个正在酝酿的震荡就是法国的大选,随着菲永因贪腐事件被媒体揭露出来退出了竞争,代表极右翼的勒庞几乎已经锁定了下一任的法国总统。



02

民主并非最好的制度


一次又一次地,民众给出的答案和选择,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有一个问题在许多人脑海中盘旋而挥之不去,那就是:将选择权交给全民,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决定?


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进步到今天,经过无数次的流血和冲突、牺牲和妥协,最终所选择的一个普世性的政治制度,民主的道路上可能会开倒车,但绝没有回头路。然而,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民主并非是“最好的制度”,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非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往往是灾难性的弊端——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民主制度自身的弊端可以被忽视。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民主国家的精英群体,太过于警惕民主的倒退,对于每一个可能造成民主和民权丧失的可能性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应对。对于独裁和专制的过度警惕,反而造成了他们对民主制度自身的弊端警惕不足,也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准备不够。结果就是,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崴了脚,只能发出如J.K.罗琳那样的感叹,恨不能有魔法,改写这全民公投出的谬误。


社会进步到今天,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和参与者都需要反思一些事情,才能缓和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埋下了脱欧派与留欧派,特朗普支持者和希拉里支持者之间的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冲突就是福利国家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突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制衡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作为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要保证分配的公正性、有效性。这种分配往往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完成的。最典型的就是税收和国民享受的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养老、医疗的开支。



03

经济全球化与福利本国化的矛盾


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一个国家为单位,内部自给白足的内循环经济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发生在跨国界之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的脸色,而政府制定政策时,主要需要考虑和照顾的,往往是本国有投票权的公民的利益,这种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往往就形成了民主制度下不可调和的、极具伤害性的矛盾。欧美最近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右翼民主主义党派,通过退全球化政策吸引本国公民的选票从而上位,本质上都是经济全球化和福利本国化的矛盾。迄今为止,欧美国家对于这种矛盾既没有足够的反思,也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矛盾就是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单向增长之间的冲突。社会经济不可能总是单方向增长的,总有兴衰起落、旺季和淡季。然而社会福利往往是抬上来容易,降下去难,在欧美民主国家竞选的时候,常常见到为了选票和连任,承诺提升公民福利待遇,增加补贴、养老金的讨好选民的做法。政府提升公民的社会福利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要注意的是,千万不可以被这种“福利承诺”所绑架。人都有好逸恶劳的本性,往往也都很难预见到高福利对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伤害,更关键的是,在经济上行周期当中,按照现在的财富增长速度所评估的福利待遇,一旦通过,便会成为广大群众心中的心理预期标准。一旦经济发展停滞,或者是逆转,这种心理预期很难马上逆转。


结果就是福利越涨越高,但是经济不增长的时候,福利也减不下来——敢提出削减福利待遇政策的领导人往往要面临反对派裹挟民意一起抨击,真正能执行的简直是少之又少。福利减不下来,经济上不去,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风险不断累积、经济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看欧洲如希腊之类的高福利国家陷入泥潭,背后多少都有高福利包袱的因素在内。如何调节这一冲突,让社会福利能随着经济发展可升可降,选民不被党派的“福利承诺”所诱惑,政治不被福利承诺所绑架,也是欧美民主国家急需反思的一个问题。



04

经济长周期与选举短周期的矛盾


第三个冲突就是民主政治选举短周期和经济发展长周期的冲突。民主制度被许多人推崇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我纠错的属性。每一个周期——一般是四到五年——公民就会对这个周期内的政府工作成果给出一个反馈。这个反馈会简单地从得票率来反映出来。如果民主政府不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为公民的利益服务,就将面临着下台被换人的风险。这的确是民主政治的优势所在,然而,随着全球化合作日益加深,政策和法规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链条越来越长,其收效的反应时间也会逐步加长。很多政策从制订、推广、执行,到被普遍接受,再到真正发挥效果产生收益,往往要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然而四、五年一届的大选,很难保证前后两届政府能保持政策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花了八年时间搞的美国医改,被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否决了。同样是和十几个国家谈了快十年的TPP框架,谈判还没完成呢,也被特朗普政府给否决了。而特朗普政府想要提出的新贸易框架,难道就会一帆风顺下去吗?恐怕不会,无论现在特朗普政府推进什么样的政策,四年或者八年之后一样面临着无法持续的风险。这种政策长时效而竞选周期短时效的冲突,也是民主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否则将陷入浪费大量社会资源,重复大量无效工作而最终根本无法形成连贯性的国家战略的窘境。


本文并非要批判民主政治和欧美的社会制度,即便民主政治有再多的缺点,依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发展出的最“不坏”的制度,也是全世界国家所共同认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然而,我们必须对民主制度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可能产生的危机和风险有足够的警惕,才不至于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走到了错误的目的地。



本文作者系正角评论客座评论员刘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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