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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国崛起系列(五):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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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4-15

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一直是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


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


中国朝贡体系是最为典型的朝贡体系,这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朝贡体系乃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星状政治秩序体系,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过册封,结合儒家思想体系,往外推拓。


政治名义上藩属国都向中国称臣,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星状架构。汉武帝时期,中国拥有了50多个藩属国,主要集中在西域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期,更是影响了东南亚、红海沿岸和非洲附近大量国家,当时拥有的附属国高达60多个。清朝时期,中国拥有19个藩属国,比较有名的比如朝鲜、琉球、越南等。


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中华帝国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也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朝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等到中国被自己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性。


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表:


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最典型的是李鸿章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难再有能力“走出去”,在国际体系内从事外交,而是在已经走向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不过,客观地说,李鸿章在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间所进行的“大外交”则避免了中华帝国的解体,也避免了如印度那样沦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是少数几个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原来帝国版图的国家。


在中国外交史上,李鸿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晚清末年,国力日益衰败,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几度轰开国门,但士大夫的天朝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在这其中,李鸿章首先觉醒,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也即“和戎外交”。“和戎外交”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避免战争,力保和局;另一个方面即“以夷制夷”。


一直以来,由于作为对日谈判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备受世人诟病。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和戎外交”,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


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说成为这个秩序的一份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前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前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


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是冲突,也发生在中国本土,即外国资本和中国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出,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匮乏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同时也是一个资源高度依赖外来进口的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


“走出去”战略始于1999年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海外投资,中国政府和贸促会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支持本土企业进行全球布局,同时发展本国和国际市场。同时,作为中国国资改革的一部分,国务院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促进国资更好流转,中国产权市场成为了国资改革的“市场”,同时这也成为海内外产权流转的平台。


更复杂的是,中国的“走出去”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在非洲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国的利益。欧美早期在非洲、拉丁美洲实行殖民主义政策,殖民政策结束后又有各种形式的新政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自身的影响。


尽管西方政策遭到那里人民的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在这些国家也培植了相当的亲西方政治势力。中国“走出去”不仅要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也会和他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中国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西方协调利益,中国本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损害。


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来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


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既得利益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作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中国是必须做的:


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了。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既得利益,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2000年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占比: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到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


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国没有受到过批评和挑战。


大国责任:


所谓“大国责任”包罗万象,就经济责任而言可概括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连接中亚,东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区域的经济合作,政策沟通,设施联通,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引擎与动力。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


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


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则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


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


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为本微信公众号正角评论(微信ID:zhengjiaopinglun)撰写的原创文章。文章首发于正角评论。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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