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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国际秩序的拐点与大国角色

郑永年 发表于2017-05-04
编者按:

2017年5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再次刊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文章。郑永年教授在这篇题为《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拐点》文章中指出,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重建国际秩序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分享式和包容式发展,各国共同努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为此特别配发编者按,以下是文章全文。


冷战思维弱化了老牌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力,从而也弱化了现存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国际合作至为关键。


今天的国际秩序处于一个拐点:旧秩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新秩序呼之欲出。各种现象都指向旧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首先,西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政治思潮,也开始反映到政策层面。西方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领头羊。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财富的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极其不公平,导致了西方社会的高度分化。原来支撑西方民主的中产阶层受到强力的挤压而变得瘦小。民粹主义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和欧洲快速崛起。西方不仅难以继续充当全球化的引领者,更是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多年来盛行于拉丁美洲的左派民粹主义政治,因为这也是由于全球化导致的不公平的结果。其次,欧洲难民潮越演越烈,各国加紧控制难民,导致正常的移民也变得困难起来。第三,地缘政治呈现紧张局面。中东秩序几乎解体,朝鲜半岛剑拔弩张,南海局势虽得到控制,但仍然需要稳定下来。恐怖主义和各种宗教激进主义的盛行更是给各国民众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旧秩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困境?(见下表)

确实有很多原因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经历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主权国家的主权性被各种新出现的因素大大弱化。直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二战之后确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秩序。基于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国际秩序自近代始先在西方确立,然后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个秩序的建立和扩张充满血腥和暴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西方主权国家扩张的内在部分。即使在西方内部,因为过度强调主权,也导致了一战和二战。


不过,因为主权国家被弱化,这个秩序已经运作不良。今天,西方各国开始出现“回撤”现象,而这种“回撤”是被迫的,也是必然的。美国已经扩张过度,国力已经难以支撑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英国脱离欧盟,想独善其身。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出现这种“内向”趋势。西方的“回撤”不仅影响到西方本身,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秩序。说得简单一些,西方国家以前有能力为国际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但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而新兴国家尽管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并没有反映到国际秩序体制上。


那么,国际秩序如何脱离当前的困境呢?西方现在所选择的方法,无论是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或者地缘政治竞争,都不是有效的。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强化主权国家的主权性质仍然是唯一的有效选择。无论是基于全球资本的全球企业,还是基于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市民社会”都难以替代主权政府。只要主权国家不会消失,政府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主体。国际秩序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因为国内出现了问题,国际秩序的重建取决于国内秩序的重建,而在国内秩序中,内部政治秩序的重建则是关键。很显然,各个国家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重建内部秩序,无疑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国际合作至为关键,大国由此负有更大的责任。国际秩序本身是国际公共产品,大国必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健康的全球化、互联互通、国际安全等,因为小国家经常采取“搭便车”策略。不过,应当意识到,大国必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大国必须是霸权。霸权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已经多极化了。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在世界事务上,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但没过多少年,就耗尽了国力,难以为继,导致今天的困局。


无疑,国际问题还是要通过国际合作得到解决。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架必须通过改革得到巩固和强化。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全球治理,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机构内部权力配置的不公平。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配置上极其不公平。例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但并没有反映到全球治理体制上。因此,要有效提升和改善治理能力,那么就必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组织内部的发言权。


西方一直在提倡和强调基于“规则”之上的全球治理,原则上,不会有人反对,全球治理也应当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更公正的国际规则。国际规则的制定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是个别国家制订好了就简单地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尽管没有国家想推翻或者有能力推翻现存国际秩序,但支撑现存国际秩序的规则需要修正、改革和完善,使之更公正公平。


对大国来说,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类型的排他性的规则需要避免,更不能在确立规则的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互相关联和命运共同体,重建国际秩序规则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发展,分享式发展和包容式发展。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文章发表于2017年5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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