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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郑永年论改革系列之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共识

郑永年 发表于2017-05-10


编者按:

2017年4月17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演讲文字稿较长,IPP评论经郑永年教授授权,陆续刊发这次重要演讲的全文。今天刊发的内容是这篇演讲稿的第二部分。


01

以集权推动顶层设计


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思路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是积极的。正因为此前我们一直抓经济改革,忽视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很多问题就积累起来了,尤其在政治上。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


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什么?简单地说, 做了三件大事情。一是反腐败,二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背后最重要的便是集权。这里,“集权”是一个中性词,不见得是不好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集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好几次,说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肉吃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啃硬骨头了。


无疑,啃硬骨头就需要集权一点。以前我们的改革是比较分散化的,现在需要全国一盘棋;要顶层设计,就要集权;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要集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波的集权和此前的集权是很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国集权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成立了几个新的领导小组。清华的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书,说中国有九个总统,美国只有一个总统,中国九个总统比较好。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分析。从学者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集权实际上就是为了纠正“九个总统”这种现象,并且非常有必要。近代以来,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集权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九个总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总统都没有的,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就是没人领导。


在胡温时代,出现了九个常委,并且他们中间是“一人一票”制,每个人负责一块;并且光有分权而没有有效的协调,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责任,即谁来负政治责任。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很难说谁在负责。一人管一块,缺少协调是很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称为“顶层分封制”,一个人分封一块,在这一块他说了算。


后来出现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那样的事情,我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需要做制度反思。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坏还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缺陷?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制度的缺陷是有的,因为没有制约机制。比如在政法系统,就是周永康说了算,没人能够制约他,他当然会做坏事。就像邓小平从前说过的,没有好的制度,最好的人也会做坏事。


当然,十八大以后就有了改进。以前是“一人一票”,后来成立了几个领导小组,除军事方面的领导小组外,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的几个常委都分到不同的组里面。这样,权力的协调性就高。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协调机制。


02

习近平在规划未来35年


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在批评,认为设立这些领导小组是在搞个人集权。实际上,现在成立的四个领导小组跟以前的领导小组很不一样。以前的领导小组我们在外面是不知道的,很大程度上都是暗箱操作的,不知道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组织成员是谁、他们有没有开会、讨论了什么,等等,我们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的这些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一次开会都会告诉公众,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事情,都会报告给公众,这是开放的。正式的和开放的组织是可以制度化的。以前的是非正式的,好像是在搞地下工作。这种变化是一大进步,制度化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就顶层设计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发布的两个改革文件,海内外一片叫好。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我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演讲,我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所计划的并不是他两个任期之内的事情,他做的规划是后三十年的事情。两个改革文件加起来一共五百多项改革,哪是两届能够做得完的?尤其法治改革是很难的改革。所以,我当时说是规划三十年。现在看来三十年都太短了一些,是在规划三十五年。毛泽东思想管了三十年,邓小平理论管了三十五年,习近平在规划后面的三十五年,届时刚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


这个规划就是顶层设计,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些是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与此同时的围绕法制和法治的制度建设。


这几年我们不讲“政治改革”了,这并不难理解。在很长时间里,一讲到“政治改革”,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论。“政治改革”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高度敏感化了。左派有左派的解读,右派有右派的解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共识。四中全会提出的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中国需要好几代人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近代以来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把法治制度建设起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古希腊的法律传统。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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