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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中国金融业制约了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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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7-20

编者按:


最近一个星期对于中国金融行业来说不太平常,政策面大动作频出。


7月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7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最高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


同期,《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三天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论如何做好金融工作;7月18日,《人民日报》则再刊出对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采访,题为《国务院金稳会 做什么怎么做》。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近年来多次撰文表达了对中国金融业一些不良现状的忧虑。今天,IPP评论就推送一篇文章,表达了郑教授对中国金融业现状的看法。


郑永年认为,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




在一定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领域,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和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从顶层设计来看,政策目标的确定相当理性和科学。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方案。


对所有这些改革方案,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有高度认同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要不执行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要不执行不下去。产生这样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确定的目标,和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一些场合,甚至出现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标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把国家提升成为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加工业)强国。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为此,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业,前者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发达,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很难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是新经济形式,中国没有、也不能缺席。问题在于如何处理金融和互联网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了对金融和互联网业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足,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这两个行业


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造出了很多“地王”,房地产价格因此飙升,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


房地产业也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付危机,即通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危机应付方案。结果立即导致了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4万亿元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投入国有企业,或者直接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又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


当大量的资本进入房地产企业之后,很快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尽管4万亿元方案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是今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01

政策执行考量不足


与2008年的情况不同,今天的房地产业表现为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政府发行过量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大量的货币进入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主要有两个出路,一是把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二是放松和扩大民间贷款。结果两者都进入了房地产。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马上就在各地造出了很多“地王”,“地王”带动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不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更通过对银行的借贷进入房地产。


这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大大提高了其成本,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当然,这也导致目前很多城市对房地产的急刹车。


这里政策执行考量不足也是显见的。其一,对发行的货币应当流向哪些产业和企业考量不足,这和2008年的4万亿元的情况相同。其二,如果资本不得不流向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应当做什么理应有预先考量,而非任其决定,因为用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应当是有目的性的。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很典型的案例。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确立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思想。实际上,这也是很古老的思想。中国至少在汉代《盐铁论》之后,一直有国有企业要起到“平准经济”的作用。


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付潜在的和实际的经济危机(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走出去”获取国内发展所需的资源等等,人们很难理解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以提高效率,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共识。同时,人们也早已经去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模式(“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模式(“右”)的思想,意识到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重要性,因为唯有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把市场引入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政策还是PPP(混改)政策,都是为了减低垄断,提高效率。


不过,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阻止了地方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相反,一些政府官员不仅不想改革国有企业,反而采取各种行政举措来保护过剩“产能”,更不想让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领域,使得地方层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表现出很大的混乱,源头是今天的改革是两种经济思想的产物。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们一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生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


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有思想根源。从其源头说,今天的改革是两种经济思想的产物。第一种是原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放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是为了更有效地促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即社会公平。


尽管执政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思想,但社会主义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在衰落官方极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变成“信仰”,而非需要继续研究的对象。一旦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例如经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资本、劳动、政府等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问经济效率,而且要问谁是主体,谁获益,谁受害等社会问题。而这些正是今天中国经济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第二个思想来源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主要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其极端一面,即新自由主义,市场就被视为是万能的,而政府作用被完全忽视。在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国际社会盛行的就是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国际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制订。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衰落的同时,自由主义走向了兴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批留学生走向西方,主要是美国。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科书教育,受的是美国经济学训练。西方经济学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的显学,是有其知识背景的。


02

经济思维互相矛盾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其他几个因素。其一,19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大批留学人才转向了金融经济和金融创业。活跃在中国金融业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互联网也是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这种情况和东亚早期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代,实体经济,例如工程、电子、机械制造等领域是美国的主流,这些经济体的留学生回去之后大都从事实体经济。其二,领导层的代际变化。


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领导层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主要是工程。学术界把此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强调经济政策的实用性,即使一些经济政策具有意识形态背景,但技术官僚总能看到其工具性。但现在的后技术官僚时代,人们比较容易用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更容易以意识形态作为“信仰”。


尽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们一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生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


例如根据理论设计,在经济领域,应当引入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尽管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私有化)但在很多经济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市场化遭遇到有效的抵制,政府仍然保护过度;同时,社会领域不应当自由化和市场化,政府应当起“更好”的作用(三中全会的提法),但在社会领域,因为没有任何力量的抵制,导致过度市场化。


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发展阶段的错位,即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西方的金融经济;经济结构的错位,即中国的制造业和西方的服务业;实体经济和新经济的错位,即实体经济被新经济(互联网等)所制约得不到发展,而新经济占据过多的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的空洞化。


如何来解决经济政策的错位问题?第一是要发展出一种统合的、更趋平衡的经济政策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既实现效率,也实现公平。第二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制功能,政府通过规制而非直接的干预来促成平衡的产业政策。第三,鉴于中国是一个类似整个“欧洲”那样的庞大而差异性极大的经济体,可以容许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发展模式。


例如,要和西方竞争,中国必须发展出强大的金融和互联网,千万不能把一个政策“一刀切”地实行于整个国家差异性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原则和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过大的波折。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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