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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僚2.0版的来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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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相如 发表于2017-08-11

编者按:


中共十九大将近,动见观瞻。中国政府的每一次人事变动都引得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与不同解读,以期管中窥豹,找出今后中共高层的谋划布局和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蛛丝马迹。在众多的现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官僚时代的回归。

 

从去年年底至今的全国范围的省级干部人事变动中,有多位出身航天航空领域的青年才俊“华丽转身”,扛起地方发展的大旗。从“石油系”到“工程系”再到“航天系”,技术官僚治国时代似乎方兴未艾,而其背后则隐藏中国政治进程深意值得思考。

 

本文希望通过中西方两个视角的观察,梳理技术官僚理论的源起、演进与中国特色环境下的发展历程,将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放入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中加以分析,以期为读者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些思考与启发。


由于全文篇幅较长,将分两篇推送,今天首先推送上篇,敬请期待。




01

技术官僚制度

 

一般来说,“技术官僚”是指受过科学、技术等相关学科的高等教育,凭借专业知识和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掌握政治权力并倾向推动理性化决策机制,致力发展社会经济的一类政治精英。

 

在西方,“技术官僚”的概念基于“精英政治”,其雏形可溯源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西方社会步入工业时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提出“技术官僚治国”的主张,因其能“用最有效的方法、最小的花费达到最大的效果”。在当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时代”的概念,认为技术官僚应该用精确的计算衡量与系统管理的手段逻辑性地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实际问题。

 

不难发现,西方技术官僚理论的演变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但忽视了来自领导团队内部的政治推力,并不适用于中国。尽管人们试图用马克斯·韦伯的“渐常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技术官僚现象,但其理论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

 

进而,在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中,西方学界通常把中国纳入“前社会主义国家”范畴进行研究,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需要步调一致地进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两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他们认为,步履蹒跚的中国政治改革还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层面(包括一些中国学者也持相同观点),所谓“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现实蕴含着潜在的巨大危机。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人们的认知就会很不相同。实际上,中国不仅有政治改革,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诸多成绩,尽管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实现民主化,而是从制度上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准备条件。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专家治国制度,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官僚治国制度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民主政治不同于西方的普选制,更多地是一种领导团队内部的民主。

 

02

1.0时代:从革命性政权到管理型政府


(1)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国家转型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的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中国政治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中共高层主动发起的一种渐进式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十年动乱刚结束,百废待兴,当时的政治改革强调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调整以去除意识形态斗争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条件。


80年代末,改革开放不久,来自社会民主化力量就爆发出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决心通过政治改革来化解问题,稳定社会。但考虑到激进政治开放所能产生的负面结果,因而诉诸于将国家各主要权力机构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渐进的政治民主化,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满足基层民众对民主的诉求。

 

在众多方法中,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实行技术官僚制度。进而,从经济方面讲,中国领导人把国家的发展定位为生产性的发展型导向国家,即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决策弥补市场的缺陷,引导国家经济的发展,导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要求领导层通过吸纳专业的技术官僚,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进行正确的决策,一方面保证领导层的政治理性能够驾驭国家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对社会民意做出反应,并吸纳经济发展释放出的巨大社会能量。技术官僚体制在此时代环境下应运而生。

 

(2)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要求

 

技术官僚制度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历史上,儒墨两家都主张“用人以贤”。“尚贤”的主张是中国“精英政治”的源头,并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根深蒂固,这为技术官僚的任用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此外,中国近代被侵略的历史提醒执政党,使其意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赛先生超过德先生”再到民间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社会无一不呈现出一种对自然科学学科过犹不及的重视。

 

邓小平启用技术官僚是为了促进执政党从革命党向管理型政党的转型。毛泽东时代因为意识形态斗争,打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又红又专”的选拔标准完全倾斜到了“红”这一边。


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邓小平大规模提拔技术官员参与国家治理进行“去政治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和制度建设上来。通过任用技术官僚减轻决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干扰,同时替换下意识形态思想浓厚的老干部,以此来强力推行改革。

 

(3)技术官僚制度的正式确立

 

技术官僚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渐进过程。


从1980年邓小平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正式拉开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到次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来“清理三种人”和替换意识形态思想浓重的老干部,打造一个务实且执行力强大的领导集体推进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再次倡导消除意识形态干扰,“力挺”技术官僚开展工作。1995年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提高政治素养与鉴别能力,以及随后发起的“三讲”(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运动,都不断强化了党和政府官员的政治忠诚度与素养,同时也推动着官员队伍的知识化与年轻化。直到1997年中共十四大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确立,中国官员体制才正式步入“技术官僚时代”。

 

经验证明,经济改革进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可以通过技术官僚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服务来舒缓与消解,不仅节约了国家制度的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维持了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行。此外,任用技术官僚在有意无意中推进了中国政治开放的过程。


尽管政治开放过程还不是那么顺畅,人才选拔还是由中央指定,但对于社会精英阶层呈现出了更多的包容性因素。即便这种用人模式的最终目的仍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在该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技术官僚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响应,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替代民主制度的作用。

 

归根结底,技术官僚之所以可以担此重任,关键在其“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务实的作风,造就政治新生态环境。技术官僚不同于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资本不在于“坐而论道”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建设与宣扬,不在于“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不在于利用自身的威望与声誉(相较于老一代革命家,技术官僚也并没有这种政治资本)发动人民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以巩固政权,而在于“起而行之”地去关注现实问题,掌握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决策与计划去解决问题,获得实效。


技术官僚少有意识形态色彩,使得他们可以专注于当下的实际问题,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以及社会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亲力亲为地推动政策的实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官僚在政治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端之间处于真空状态,其本质更像是一个“定距变量”游走其间。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和随之带来的多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不断增多,加之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在国家再次转型的关键节点,新一代的技术官僚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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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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