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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从孟子民本主义到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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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道明 发表于2017-03-12

01

制度建设与中国转型


莫道明:正值两会期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全国人大制度问题。我考虑的问题有三个。 尽管大家一直都在使用“制度”这个词,但大家对这个词还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还不清楚什么是制度,所以我们今天围绕制度来谈人大制度。第一个问题是制度建设与中国转型的关系;第二是制度建设与法治的关系;第三是制度建设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我想先请郑老师先科普一下什么是“制度”。制度这个词很多人觉得很抽象,我们必须先把它讲清楚,即制度究竟包含什么,制度的关系发展是怎么样的,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东西方制度的不同。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制度性,我们就将其称为制度主义吧。我们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来谈。制度的产生是要解决经济问题的,所以制度经济学或者制度学派,更多的是谈经济。制度学派认为,制度的起源是来自于市场。为什么中国学者也在制度经济学内容里面讨论中国的制度?中国制度的来源跟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制度出发点是假定市场会导致经济的公平性,而中国的制度是为了捍卫行政权力或中央权威


我看国内的文章,很少有去谈及中国制度和西方制度的区别,所以讲清楚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历史地看,制度学派所讨论的那种制度,其根源是在捍卫一个自由市场所能起的作用,而中国的制度则起源于一种行政皇权的中央集权,因此其制度就难免是在捍卫这个中央集权的权利。今天,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来进行制度创新呢?有了对制度的总体考虑后再来设计民法典。这也是我把民法典放在第二个问题来谈的原因,因为民法典是用来规范人身和财产关系的。


郑永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类似西方的意义上的“国会”或者“议会”。在西方的政治概念里,“国会”或“议会”就是立法者,法律制定者。西方在近代民主制确立以前是君主制度,国王就是立法者。议会和国会的出现可以说是最初民主化的开始,当然当时的民主跟今天的民主很不一样,今天的民主我们叫“大众民主”,当时的民主主要是商人阶层的民主。莫教授说得很对,东西方基本上是两套制度。人们对制度的认同也不一样


西方制度发展了几千年,每个历史时期的制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就讲近代以来的西方制度。近代以来,西方有很多转型,其中有两个转型非常重要,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治。首先是市场的转型,这个最重要。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了。尤其是西欧,帝国解体之后出现了一些地方化的政体或者组织,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城邦,像威尼斯。当时最基本政治单元就是城邦,而城邦的统治主体就是商人。那个时候的商人社会,如果按照马克思说法,就是“市民社会”。

一个城邦里面,市场比较小。国家在政治上由国王统治,也就是说国王掌握政治权力。国王想扩张其权力,来统一国家,而国家统一或者扩张也是符合商人的利益的。对商人来说,国家的统一和扩张就是市场的统一和扩张,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在国家统一和扩张问题上,商人跟国王之间有了共同的利益。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就向商人要。那商人就问,“我把钱借给你,你如果不还怎么办呢?”于是大家就签合同。但是签了合同,还是有问题的,合同谁来履行呢?于是,私有财产保护法应运而生,也就是法律产生了。不过,如果立法者仍然是国王,那么商人的利益还是不能得到保护。于是,商人再和国王讨价还价,把议会的权利给了商人,即议会掌握在商人手里。


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第一步,或者说,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分权就是民主的开始。今天人们讨论的私有财产权,好像是天赋人权,从一开始就有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除了西欧社会,其他社会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私有产权概念。必须记住,西欧的私有财产权是商人和国王分权这个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在很多人把“私有产权”的产生想得太简单,说是英国一部法律就决定了私有产权的产生。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是经济学家把历史简单化了。其实,私有产权的确立是非常血腥的。基本上,民主就是国王跟商人之间共享权力,即商人提供钱,国王掌握政治。这方面,马克思说得很对,早期的西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指的“资产阶级”,在早期就是这些商人。


资产阶级得到了私有财产的保护,但还有一个变量,即平民老百姓。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在西方历史上,如果一个人进入别人的私人财产领域,财产拥有者或者财产的主人是可以把擅自进入者打死的。当时的商人自己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美国到现在为止,不仅仅是“一人一票”,还有“一人一枪”或者“一人多枪”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即个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私有财产权”不是像一些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建立一部法律就有了,而是经过非常血腥的过程才产生的。其他很多制度也是这样。


什么是制度?不是说立个法就是制度了。法当然是制度的表现形式,但只有每个人遵守,成为其行为规则了,才叫制度。即只有当人们接受这个规则、法律,就叫制度。如果老百姓谁也不接受法律,那就不叫制度,所以制度是要跟个人行为连结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转型是政治。西方从城邦国家开始就形成了我把它称为state in market(场内国家)的制度,意思是政府生存在市场中间,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的规则。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政治是商人和资本主导的。直到当代,美国是典型的场内国家制度。美国的政府是可以倒闭的——联邦政府可以关掉,州政府关掉更没问题。所以当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之后,深受触动,觉得美国跟法国完全不同。法国有贵族有等级,而美国完全是个平民社会,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就是说西方的国家是从社会产生的,先有社会,再有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的制度概念跟中国的制度概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2

集权与制度


莫道明:那您能不能描述一下中国的制度的起源?


郑永年:中国刚好相反。中国只是在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夏商周三个王朝是封建社会,分权和分散。现在常说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实是错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封建专制”是不成立的。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个不可以共生在一起的。封建,就是秦朝以前的夏商周时代非常分权的社会形态。专制,秦始皇以后才叫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封建专制”的概念是错的,当然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要去纠正这个概念。


秦始皇统一以后就成为国家大一统体制。“大一统”是无数战争和鲜血才换来的,当时的这种大一统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对老百姓来说,一个皇帝专制集权要比100个国王互相打杀的情况要好得多,老百姓生存机会和成本低得多。不过,集权以后,制度的概念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制度和法律一样,是皇帝为了维持他的统治而设定的制度。这就和西方的制度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制度就是工具,即工具论,没有西方所说的那种制度精神或者法律精神。从哲学层面看,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或者“自然法”是法律制度的根源或者法源。




03

西方制度源于神权


莫道明:但那时还没有上帝,制度是从希腊的多神教发展而来的。

郑永年:多神教也是神的意思。信奉君权神授,那么这个神或者上帝,是个抽象的、人们看不到的东西。中世纪之后,大家逐渐不那么相信上帝了,于是西方的知识界又创造出一个“自然法”(natural law)来。自然法也是想象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又变成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美国的宪法里面,“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同一个意思。这就是西方的法,被理解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东西。


中国不是这样的。我把中国的法称为“社会自然法”,大家从观察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得,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相像而得。比如孔子,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不信鬼神的。就是说,宗教跟我们世俗事物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看世俗事务不能救助与神。儒家里有“五伦”的说法——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国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是从这“五伦”开始的。但这个是不平等的,君臣怎么平等?父就是父,子就是子,都是不平等的。


中国从来没有类似西方的平等观念的。所以,王赓武老先生说中国没有权利意识的,而只有义务意识。什么是义务?比如做儿子的,对爸爸有什么义务;当臣子的,对皇帝有什么义务等等。不过,在某些方面,这个义务也是互相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到现在所有制度那么强调和体现“等级性”。近代以来,当人们发现西方有权利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翻译。我们今天用的很多概念都是日本人翻译的,我们根本翻译不了,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总体说来,如果从制度来说,主要是工具论,即统治工具论。而西方的制度不仅仅是工具,如孟德斯鸠所说,法就是法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重要,大家都接受的精神,包括皇帝本人。




04

孟子民本思想的缺陷


莫道明:习总书记讲,我们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那么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体现这样一种关系?我们怎样作制度创新使得我们的制度更贴切地反映这两者的关系?把“人民”置于制度当中是不是说明一种新制度的创新之中?


郑永年:习总强调过,其他领导人也都提过,人民是权力的来源。这可以追溯到孙中山时代,甚至更早的中国传统。这里,我要讨论一下孟子。孟子的哲学思想就是民本思想,“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孟子提出来统治者要把老百姓放在中心,因为老百姓是水啊,能把你撑起来,也能把你倒掉。这里,孟子又给了老百姓“造反”的权利。


今天我们讲制度建设,我觉得就是要补救孟子学说中的缺陷。从“以民为本”到“造反”的权利,从统治者的“天命”(统治国家的权利)到“革命”(老百姓造反的权利),这两者之间的区间是在太长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缺陷就在于没有能够弥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以民为本很好,但是每一个朝代都是被老百姓推翻的。我们现在做制度建设,就是要把这两者弥补起来,以民为本,承认老百姓是权力的源头,但又要满足来百姓的其他权利,防止“革命”。


怎样才能把老百姓是权力根源反映到制度中呢?制度如何体现老百姓的利益和权利呢?这些非常重要,因为不能等到老百姓要造反了,才来讨论这些问题,那就来不及了。我觉得,中国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填补“以民为本”到“革命权利”之间的距离。




05

孟子民本思想的缺陷


莫道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好在弥补你刚才讲到孟子理论的缺陷。这个完善是不是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我们下一步从社会秩序重建的角度,能够做出更多更实在的这样一种制度建设?


郑永年:首先,要纠正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很多人没弄清楚,以前皇帝叫“天子”,是替“天”领导,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因为“天”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现在的“天”是谁?那就是人民了。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因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的权力根据就是这个——最终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从这一点来说,近代以来各个党派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做法很不相同,因为各党派对“人民”的理解不同。


现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1954年成立的。之前就有政协制度,所以今天“政协”放在前面开,政协的出生也比人大早。政协也是有人民的性质的,政协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自于各个界别的人民。建国后的政府叫“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联合政府。中国的政协制度在外面也有深刻影响,例如印尼现在的国会(人协)就是当时苏加诺总统学中国的政协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今天,印尼的人协更像现在我们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制度建立之后,政协也保留起来了。


政协是代表功能界别的,人大是以人口为基础的,两者不同。80年代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能不能把政协改革成为上议院?”的问题。英国的下议院是代表人口的,而上议院则是代表各个阶层的,是功能界别的。美国不太一样,下院代表人口(人口比例),上院代表区域(州)。尽管八十年代的提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把它改成西方的,因为中国的政协有它特殊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到底能不能反映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到底能不能反应到政府的政策上?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好好考虑的问题。




06

避免人民走向革命


莫道明:从根本制度设计来说,这个制度设计是非常好的,也解决了我们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新中国的一种创造。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代表如何代表人民的心声及其如何把人民的心声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我们今天在讨论制度建设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考量如何去完善和加以填充。应该说,从中国走过的历史来看,这部分制度建设仍然是相当欠缺的。


郑永年:我为什么要提出孟子来呢?因为从人民作为权力的源头到革命这个里面路程很长,革命往往是暴力,那么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和平的变革。就制度本质上说,我们是要避免革命,避免孟子给予老百姓的革命权利。


莫道明:如果不给老百姓一系列权力,他们就会走向革命。近代以来,各国国家都是如此。


郑永年: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在老百姓使用“革命”这个权利之前,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实现老百姓的权利。




07

人民代表需要成为职业政治家


莫道明:我知道你一贯倡导这种制度建设。倡导这种制度建设的本意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平和地发展。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我们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发展的一个根本制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加有序的推进制度建设进程呢?我们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是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第二是人大代表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行使人民赋予给你的权利;第三是它作为立法者的时候,它同时也拥有政府官员任命权,如有何促成政府官员的责任。


郑永年:是的。其实这三段都可以做改进。 官方的一些媒体最近也在批评一些代表,光是举手,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了。西方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人大是民主的载体,民意的载体。从民主的本意来说,最好的是直接民主,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但在现代社会,直接民主并不现实,所以需要代议制度或者代表制度。再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政治,所以大家需要被代表,这些代表就是职业政治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职业政治家”。职业政治家就是天天从事政治工作,把政治作为专业来做。那么,我们的人大代表有没有专业性或者专业性够不够?


假设对科技一点也不懂而去负责这方面的立法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专业性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代社会。我们可能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充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预防职业政治家脱离社会,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西方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职业政治家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脱离社会。这也是近年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我们也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莫道明: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建设还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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