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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国崛起系列(七):中国需要追求联盟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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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4-26

在追求和美国合作方面,中国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同盟问题。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架内,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两方面的目标。第一方面是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没有天真到会相信美国会自觉地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相反,中国应当假定,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中美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合作中美国会得到其国家利益。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是这样的。第二方面是和美国共建且维持国际秩序,共同承当国际责任。


无论哪方面,都会涉及到同盟问题。


在第一方面,中国直接面临的是美国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所能构成的威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是要通过强化和其传统同盟的关系、培养新同盟来实现;并且一些亚洲国家也倾向于选择和美国结盟。那么,中国要不要结盟呢?


在第二方面,即使中美共同构建新世界秩序,同样也避免不了同盟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国际组织的存在下,每一个自私的主权国家还是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利益。


典型案例是美国主导的TPP,也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该协定于2002年开始酝酿时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截止目前,此经济体共有12个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欧盟、高达40%。


2009年11月,奥巴马宣布美国参与TPP谈判,强调这将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不过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主要目的在于制衡崛起的中国。


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TPP,该协定面临群龙无首、名存实亡的困境。

 

冷战时代的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尽管前苏联(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盟友)都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互动,但更重要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之外。美国和苏联都结成了自己的同盟,通过两个同盟之间的对峙来维持两个同盟内部的安全和稳定。那么,中美两国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面又如何呢?中国也要像前苏联那样,实行结盟政治来达到国家安全吗?


同盟政治与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经验地看,同盟政治是世界无序状态本身的产物,起源于一个国家对自身感到不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当一个小国或者弱国面临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时候。对安全的担忧,促使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或者一些国家结盟,以应付所面临的实际上的或者概念上的威胁。一旦一个联盟产生,那么这个联盟针对的对象也必然产生恐惧感,从而促使其结盟的动力。


中国的战国时代有结盟政治,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也有结盟政治。欧洲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结盟政治减少。尽管帝国本身类似于一种结盟,但帝国之内结盟现象大大减少。中国也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结盟政治消失;但到了国家分裂的时候(例如三国时代),结盟政治又产生。欧洲进入近代以来结盟政治更是成为常见现象。

 

1793至1815年间,欧洲各国曾七次结成“反法同盟”,先后对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头五次“反法同盟”都以失败告终,第六次“反法同盟”推翻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第七次“反法同盟”则彻底击败了东山再起的拿破仑。

 

一战时期,对战双方曾结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同盟国”和“协约国”。前者由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等国家组成;后者则包括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等。战争最终以“协约国”取胜而告终。

 

1945年,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发动二战,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随之产生,最终后者取胜。二战结束后,形成“美苏争霸”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对峙。


一般来说,结盟政治最终往往会导致如下三种结局中的一种:


第一,同盟之间的冲突。很多同盟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战争,就是要把概念中的敌人打败。战国时代的中国、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和斯巴达同盟都是这种类型。欧洲近代的各种同盟也是如此。同盟之间的冲突的结局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打败另一方,例如战国时代的中国;另一种是双方同归于尽,例如雅典和斯巴达之间。


第二,不同同盟之间产生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各个同盟之间力量不相上下,谁也不能把另一方打败,那么就会出现同盟间的互相制约状态,维持和平。近代欧洲在一些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和平。冷战时代的美苏之间也是如此。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同盟之间的平衡现象并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性的,随着同盟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第三,同盟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同盟的解体和另一个同盟的自我失败。这种情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了“和平”的竞争。典型的就是冷战时代的美苏集团之间的竞争。当时双方核武器对峙,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战争必然是同归于尽。在对失败甚至死亡的恐惧的情况下,同盟克制自己做出非理性的战争选择。但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迫使同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竞争哪一方更能可持续发展。在美苏两大同盟的竞争过程中,因为苏联集团的错误的策略,最终导致了自我击败的局面。

 

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放弃了同盟概念,而转向重视政治制度问题。


19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瓦解表示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当时很多人,尤其在西方,人们欢迎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历史的终结”概念的流行是当时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根据这个概念,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政治制度形式,这个制度会随着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很快就会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世界和平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自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之后,西方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政体是世界和平秩序的制度保障。在经验层面,人们似乎也找到了历史证据,那就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也就是国际政治文献中的“民主和平论”。但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事实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

 

“历史的终结”是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的观点。


福山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西式民主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将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


福山的上述著作是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的经典名著之一。不过,近年来,他也在不断修正在该书中阐述的观点。

 

苏联集团(同盟)解体之后,不同形式的战争不断爆发。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便是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主要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战争。把民主推广到非民主国家一直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大战略。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止西方的这个使命。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尽管名义上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但实际上是为了在中东地区实现西方式的民主。


这个范畴里还应当包括西方推动的颜色革命,尤其是在中亚和中东地区。颜色革命的目标更为显然,就是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这类冲突实际上是一个胜利的同盟(即西方)向失败的同盟(即苏联集团)和其他国家推行自己的制度所产生的。


第二类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同盟存在的时候,因为有来自外部同盟的威胁,民族国家内部的很多矛盾被压制下来,但随着同盟的解体,各种内部矛盾就开始释放出来。例如前南斯拉夫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苏联解体的过程尽管比较和平,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着冲突,尤其是俄罗斯和车臣之间。


冷战结束之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导致了主权国家数量的大增。这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民主化浪潮也紧密相关,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西方所定义的“民主”,即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那么,争取民主的过程为什么伴随着如此多的冲突呢?根据西方的解释,尽管民主是和平的保障,但民主的扩展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


第三种战争形式发生在非政府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冷战结束之后,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迅速崛起。西方也出现一些理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要超越主权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当然也包括恐怖主义组织。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诞生了一类新型的战争,那就是恐怖组织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


1988-2015年中美俄军费支出统计图:

 

不过,也应当看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之后,要发生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世界“一分为二”转型成为“一个世界”。冷战期间世界秩序一分为二,分别为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所统治。苏联集团的解体本身并不表明这种转型。苏联集团的解体只是为“一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条件。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其一,美国和西方世界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从前属于苏联集团的很多国家逐渐整合到西方体系内部。这尤其表现在“北约”和欧盟的扩张上。其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和世界“接轨”的道路,就是加入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如果中国也像从前的苏联那样,选择不加入世界体系,而是另起炉灶,组建自己的同盟或者集团,那么“一个世界”的局面也很难形成。


当然,说“一个世界”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是唯一的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像往日的苏联那样挑战美国,但在“一个世界”内部,美国也面临着和往日不一样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美国同盟内部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美国同盟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各国都面临敌人,即苏联。但苏联解体之后,大家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同盟内部的协调变得困难起来。这尤其表现在反恐问题上,当时的法国和德国并不想跟随美国。


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些人所认为的“多极化”,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主要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多边组织上,例如欧盟、东盟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区域组织尽管想和美国分享权力,但并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意图,主要聚焦于区域事务。实际上,大多数区域组织需要美国,没有美国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区域组织都会面临程度不同的问题。这样,在“一个世界”内部就形成了一霸超强、多极并存的局面。这里的“多极”更多指的是“一个世界”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


1980年美苏争霸形势图:

 

所以,同盟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同盟,而是要不要这样做?“一个世界”内部的权力分散化和多极化有利于中国构建自己的同盟。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以吸引其他国家来加入同盟,如果中国想这么做的话。


如同前面所说的,同盟化是主权国家的自然倾向,在为自己提供安全的情况下来继续增进自己的利益。中国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来建设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同盟,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所实行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然不是同盟,但多边主义已经具备了同盟的很多因素,从多边主义演变成为同盟并不是很困难,这里的例子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为了推进本区域的经济贸易,六方会谈是为了围绕着北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针对东北亚的集体安全问题,而上海合作组织是为了参与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


但这些多边组织和美国所进行的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所做的是针对中国的,而中国所做的是针对事物的。实际上,中国已经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多边组织,一类是解决自身和其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如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另一类是针对美国的组织。对第二类,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意图和动机。

 

中国这样做无疑是符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战略的。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避免中美两大国的直接冲突。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建设针对美国的同盟,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必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互相把对方视为是敌人,组建各自的同盟来自保,来抵御对方或者威胁对方,最终导向直接的冲突。实际上,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演进的。现在,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下重组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因为中国没有做出同样的回应,这使得双方没有走到同一个竞争轨道上,也就是说双方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


美国“重返亚洲”把重点放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强调经济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轨道上,中国则在经济轨道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放弃了军事现代化。相反,中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速度进行军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化并非针对美国。这就可以避免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可以相信,中国的经济战略最终也会迫使美国重新回到经济轨道上来。如果中美两国的军事竞争最终会导致零和游戏,那么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则更多的是双赢的。


2017年世界强国国防预算费用比较:


第二,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同盟,表明中国也无需承担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是有巨大的成本的。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一个敌人的时候,的确如此。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也就是同盟本来的目标。


但是,在不存在一个明显的敌人的情况下,同盟有两种成本。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成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的作为就是直接反制美国,那么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


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而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日本和菲律宾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海不断挑战美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提供帮助,那么美国作为“盟主”的信用就会失去,导致同盟的解体。但如果美国满足它们的要求,那么美国就要牺牲掉其和中国的关系,至少损害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结盟,就不存在这种成本。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有些类似这种关系。


尽管中国和北朝鲜之间不存在着类似美日那样的同盟关系,但中国和北朝鲜的传统关系也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得到逐步改变,就是中国明确表示如果北朝鲜继续朝核武器国家迈进,中国不会继续支持北朝鲜。相反,中国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其国际关系和外交反而显出高度的灵活性。


1995-2008年主要粮食援助国历年援助朝鲜粮食吨数:

第三,中国所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政策最终会促成美国同盟的最终无效化。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参与甚至带头建设的多边都是强调参与国所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问题的,这种多边主义在大大强化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关联性。这种关系同样也增加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从而提高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尽管并不针对美国,但也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构成了制约。


例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高度经济依赖关系使得美国很难把东盟国家拉向自己一方,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也有同样的功能。即使是日本,因为其与中国的经济关联,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更是说明了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美国要把中国作为像从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只要中国没有像从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有称霸的野心,美国的同盟政策基本是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而其所承担的费用则是极高的。

 

 对比阅读: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与其他国家结盟的问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2016年2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在1982年决定采取不结盟原则,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非常薄弱,这个原则在接下来20年里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后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不结盟原则不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结交的盟友越多,这种关系就越协调、稳定。中国越回避结盟,华盛顿方面就越可能遏制中国,因此会导致关系不稳定。”阎学通认为,中国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要障碍是,多年来,政府在宣传工作中一直把结盟批评为一种冷战思维。

 

去年7月,阎学通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把结盟理解成为意识形态的、带有阶级性的坏概念,说成是冷战思维,这是不合逻辑的。他举例道:“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结盟,进行朝鲜战争,抵抗美国领导的盟军,双方都使用了结盟手段。二战期间,反法西斯世界组成军事同盟与法西斯同盟进行斗争,这也不是坏事。由此可见,结盟是种手段,本身没有好和坏的问题。”

 

阎学通认为,“结盟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和维护结盟者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两国友好。譬如,二战时期苏联和英国并不友好,但同样结盟,共同利益是战胜纳粹德国。可见,在不友好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实现结盟的战略合作。”




敬请期待:

下一章: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




*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为本微信公众号正角评论(微信ID:zhengjiaopinglun)撰写的原创文章。文章首发于正角评论。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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