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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国崛起系列(九):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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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4-26

中国的地缘政治包括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如果把地缘政治放到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容里面来讨论,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看到平衡这两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中国传统一直是大陆国家,陆地地缘政治占据国家的主导地位。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无论是中国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不管怎样,各种客观要素已经把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了国家外交议程上的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显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与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方式有关。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个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原王朝是国家的内核,逐渐整合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带整合到体系中来的程度自然比较低。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存在。中国人常说,“天高皇帝远”。传统上,因为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一个地方离中原王朝的地理距离影响到其自治程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往往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地方化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能因为政治上的统一而消失。已故美国政治学家白鲁逊(Lucian Pye)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说法是有很大道理的。

 

1949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后也通过经济手段(例如计划经济)、交通手段(铁路、公路等)和文化手段(宣传机器)等来整合国家。这些手段都有效地整合了国家,使得国家逐渐从传统上的“文化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地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从此消失了。很多研究表明,即使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整合仍然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数波激进分权,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各种强制性的整合已经不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强化着各个地方的差异,中国越来越呈现出“行为联邦主义”体制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整合过程并没有完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挑战。

 

第二,陆地地缘政治更是关系到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国家的整合从中心到边缘。如果考虑到中国边缘地带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重合,那么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到今天处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藏和新疆)很难再像传统上其他民族那样得到整合。这里有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无论是藏族和维族等民族,它们本身也有独特的文明性,尤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一个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很难和汉族的世俗文明相整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和平相处了。中国传统上发展出很多相当有效的方法和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和平相处。今天,时代变化了,中国仍然需要找到符合现代精神的和平相处方法。

 

其次,1949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一直在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使得民族的融合变得极其困难。受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传统上处理与少数民族共处的方法,接受了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而从思想的渊源来看,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西方极端的自由主义,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制定了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诸多民族政策,把民族用行政方式“格式化”。这些政策有效地强化了民族认同,而非减少民族认同。尽管有些政策例如对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优惠政策非常必要,但如何消化这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政府并没有思考。

 

历史知识:


1913年,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开展民族识别。


民族识别工作始于1950年,至1954年为第一阶段,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至1978年,确认了16个少数民族;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7年,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中国共有56个民族,不过,因人数太少或者是已被汉族或其他族群同化而还未被正式确认的民族或族群依然存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未识别民族人口734438人,这一群体人口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0.697%。

 

其三,在主权时代,民族主义不仅对各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一国内部的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如果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一族一国”,那么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就意味着分裂。很多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内部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崛起而导致国家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成员国一直在增加,新成员国主要都来自于多民族国家内部因为民族主义崛起而独立出来的国家。中国尽管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把“疆独”和“藏独”列为对国家统一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一事实表明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少数民族地处中国的边缘地带,也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对国家的整合产生着负面的影响。社会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小,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一些人行为往往难以理性。经验表明,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穷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穷人口往往较之富裕人口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这些年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暴力无疑和社会的贫穷状态相关的。一旦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也避免不了少数极端因素,但极端因素很难动员到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当然,也要意识到,一旦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其成员的民族意识也会提高,从而产生另一类民族主义运动。但这一类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加以避免的,主要是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来减少和消除各民族的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把多民族国家维持在统一的水平。这方面,发达的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证据。

 

第三,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更受到区域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传统陆地地缘比较,今天的陆地地缘更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说在传统上,中国的陆地地缘的劣势可以通过修筑长城而得到修正和弥补,那么在今天类似的方法已经毫无用处。也就是说,陆地地缘本身也在国际化。

 

在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在西边,包括西藏和新疆。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尽管那里存在着民族主义因素,但并不存在主权问题。不过,西藏和新疆问题的产生和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主权国家的范畴,而往往具有了国际性。从概念上说,中国陆地地缘政治往往和周边外交相关联,而周边外交则往往也和大国政治相关。

 

如前面所讨论的,各种因素使得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困难也越来愈甚,尤其是因为近年来美国的“重回亚洲”而变得复杂,范围涵盖从东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袤海域。美国“重返亚洲”改变了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一些国家认为中美关系会重复往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而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同时,那些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例如日本和菲律宾)更是利用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最大程度上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但实际上,陆地地缘政治也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方式表达出来而已。这里首先也是美国的因素。在中国的西边,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力量逐渐从中东地区消退而所留下来的遗产。二战之后,整个中东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和广义上的西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基于其能源的需要和对其盟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的考量。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还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占领都和美国的能源和其它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有关。

 

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美国必须改变其在中东的政策。有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美国的帝国已经过度扩张,导致美国维持帝国的负担过重。尽管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维持一个扩张过度的帝国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表明美国必须收缩帝国战线。

 

其次,在中东,美国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恐战争,但那么多年下来,美国发现,要消除恐怖主义因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调整心态,承认恐怖主义是一个常态,反恐是一件长期的任务。正是这种新的认知,美国要逐渐减少从事反恐的军队。

 

其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进行再工业化的运动。页岩气的开发使用正在有效减少美国对海外能源尤其是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正在快速地向一个能源大国转型。二战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能源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成为能源大国表明地缘政治格局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甚至变成能源出口国,那么美国从中东减少军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


常识介绍:


中东地区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包括沙特、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共17个国家,截止2014年底,中东地区共有3.98亿人口,其中埃及、伊朗、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均超7500万。


中东地区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中东国家已探明石油储量达8161亿桶,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8%,沙特、伊朗、伊拉克是中东国家已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分别占区域内的33%、19%和18%。


从经济规模看,土耳其和沙特是中东最大的经济体,2014年GDP总量分别为7500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伊朗、阿联酋、以色列紧随其后。从人均GDP水平看,一半以上的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中东国家人均GDP(美元)

 


那么,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人认为,美国从中东撤出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中国可以填补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空间。但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确,中国需要大量能源,在很多年里,中国也在积极地和中东国家发展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不过,美国的撤出对中国会产生三个大方面的挑战:

 

首先,中东的安全问题。在中东,整体安全构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些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中东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中国“搭”美国的“便车”,或者说,中国的总体安全是美国提供的。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美国一旦撤出,中东整体大安全构架就不再存在。安全问题必然成为中东最大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构架谈何容易!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中国必然面临如何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的挑战。

 

其次,美国的撤出中东并不会非常顺利,而会是一个动荡的过程。美国一旦撤出,那里的亲美政权必然遭遇困难。而且,美国承受“民主”的包袱,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动民主化。尽管今天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内发的,但美国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和西方)在逐渐撤出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那里的民主化运动。这里也包括帮助推翻美国(和西方)所界定的专制制度(非民主政权)的努力。这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当然,新生的政权不见得是继续亲美的,更有可能是反美的。但是,必须认识到,不亲美甚至反美并不是说这些政权可能会对中国更友好。

 

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政治招致了那里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走了,中国要进入。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政治如何不招致那里的人民的不满呢?显然,这对中国是一大挑战。但这里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现存政权解体,新政权如何建立?建立一个新政权并非容易。民主(主要是选举)可以产生一个新政府,但也容易推翻一个新政府。中东地区这些年的政局动荡就说明了这一切。如果政局不稳,那么中国又如何走向中东?在过去,美国力量能够在中东生存和发展和美国在中东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中国完全不可能重复美国的道路,那么中国力量又如何走向中东?


历史上,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存在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甚至形成“丝绸之路”。


基于国内产能过剩、油气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等背景,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两者合称“一带一路”。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级顶层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双向的,中东变局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边疆政治社会稳定问题。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中国的延伸和扩张。随着美国的撤出,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贸易交往变得频繁起来。这也必然促使两者之间的文化、人员(商人、学生、学者等等)的交往。这应当说正常现象,也应当加以促进。不过,应当看到的是,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政权,甚至有迹象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往往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训练地。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增加,也必然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从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事件来看,境外和境内的激进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关联。

 

和新疆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中亚地区。在冷战期间,这个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一消亡,美国势力就乘机进入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政府稳定性要比中东好一些,但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区,政府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但民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稳定下来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

 

事实上,如果这些政府不能引导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低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民主很难造就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低度社会经济水平制约着民主政治品质的提升。再者,这些政府也没有能力来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在旧(苏联)体制解体之后,新的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这经常导致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中东地区一样,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为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有利的空间。而这些又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邻居,即新疆。

 

中东地区的无序状态近日再添新例。


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在全国展开,投票结果改变土耳其现行政体,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


近几年,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局动荡不安。2016年7月,该国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埃尔多安在军队、政治、学术、媒体等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此举导致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北约的盟友关系走向撕裂。


未来,随着土耳其总统制的实行,埃尔多安在地区问题上会更加主观和霸道,这必然会引发西方与土耳其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中东地区局势。

 

西藏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和流亡在海外的达赖喇嘛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现在人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会向任何被认为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做任何的妥协,另一方面海外藏人组织近年来则越来越激进和暴力化。不管怎样,达赖喇嘛是公开提倡“自治”和和平的(尽管达赖的“自治”和中国政府所界定的“自治”有很大的差异)


达赖喇嘛现在年事已高,一旦达赖去世,海外藏人的暴力变得不可避免。考量到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并且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包括边界领土纠纷、军事竞争、民族主义冲突在内的问题,西藏问题的地缘政治含义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这些趋势的发展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在中国和中东之间修筑一条“长城”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但这种情况的确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减低和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和俄国、中亚国家合作的产物,意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不会排除中国也会再做努力来推进这类组织的建设,从而回应新出现的挑战。

 

不过,从目前运作的情况看,人们还不能确定这类组织是否能够应付美国逐渐从中东退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大变局。如果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刚刚开始,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学会做一个海洋大国,那么中国也面临着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这里传统的地缘政治经验已经变得不那么相关,我们所需要的是寻找新的应付陆地地缘政治的战略和方式。




敬请期待:

下一章:中国应当追求东亚共同体吗?




*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为本微信公众号正角评论(微信ID:zhengjiaopinglun)撰写的原创文章。文章首发于正角评论。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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