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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未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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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 发表于2017-05-23


01

“一带一路”:动机、理念与实施方式


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偏高收入(upper-middle income)国家。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排除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因素后)经历了约18倍的增长,而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则增长了12倍。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挥巨大影响力,而同时自身却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经济体。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目标。从历史上来说,在欧亚大陆内陆的主要两条“丝绸之路”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过去主要扮演的是生产者的角色。在汉唐时代,为了保证内陆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中国曾经相对主动地干涉中亚,但也仅限于毗邻中国的区域。


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由于中国在丝绸、茶叶等主要交易产品的生产领域具有绝对性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受到英属印度、英属锡兰和日本的挑战——使其无需考虑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积极政策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是历史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更深、更广泛参与合作的体现。

在其起始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就提出要支持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包括帮助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资本投资率不足等。我国的舆论和社会各界都认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合作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我国的投资提升伙伴国的国内需求和生产力,从而为我国开拓新的国外市场、出口剩余产能和能源原材料提供保障。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尽早走出危机影响、克服全球性经济疲软的一种做法。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如此解读不算错;但是,这种解读混淆了我国目前经济上的现实需求和我国长期以来在亚洲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到,并试图起到的作用,亦误解了我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一带一路”确实产生于我国在经济上的一些迫切需求,但这些需求并不仅仅起源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更重要的是,这些需求是基于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验,正是这种模式形塑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发展。



02

“一带一路”:中国承担起区域和历史责任的体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第一波经济高速增长浪潮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退潮。此时,它们将低端产业转移至亚洲发展中国家,并促使亚洲经济落后国家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这推动了亚洲主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经济收入的增加。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 ,能源的市场价格并没有随之同步崩盘,而是至少维持了3年左右的高位,这使得亚洲的资源主导型国家得以缓解因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困难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投资率不足问题——并支撑了它们在2008年后的经济继续增长,这些国家中包括蒙古和乌兹别克斯坦。

日本式工业化是那些缺乏丰富自然资源的亚洲国家——大部分这类国家的人口也非常稠密——几乎唯一真正可以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但是,要通过这一道路达成经济地位的上升,必须按照一定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资本流动和产业扩散是从高劳动力成本经济体向低劳动力成本经济体流动,而不是相反。在上述的几次工业化“浪潮”中,先进经济体总是将其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那些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它们的经济体中。在这里,劳动力成本起到了资本流动的信号作用,通过这个步骤,原先的低附加值产业在接受国可以重新变成中等乃至高附加值产业。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处于休眠状态的劳动力被流入的资本所激活,在长期内劳动力也得到了升值。

第二个模式就是,跨国产业转移总是伴随着产业输出国及接受国之间的大规模贸易。亚洲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产业链的重组,这意味着先发工业化国家在亚洲范围内重新分配一部分它们的产能,包括技术。当这种重组发生时,就可以观察到中间产品流动的迅速增加,就像早期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以及后来中国大陆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一样。

从这些角度来看,亚洲经济体工业化的可见轨迹一般都始于劳动力密集部门,而在经济彻底转化为资本密集型时也同时以成为发达经济体告终。这一过程在亚洲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其独特性被完全忽视了:这种亚洲特有的发展模式要求在产业升级转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适当的资本流动以及技术扩散,并必须有适当的贸易扩张来保证转型升级顺利完成。这种过程就算不是独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稀少的。


但是这种过程并非天然,而是通过特定的人为安排而形成,甚至可以说是脆弱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升级转型后,其资本和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可以部分地承担起亚洲发展重任的前提下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对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动介入,是中国承担起区域和历史责任的一种体现。

03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内部因素


经过21世纪头十年12.6%的平均增长率水平后,2012年初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表明,我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强烈注意到经济增长下行的态势, 而两年后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快速下滑到不足7%的水平,不到2011年增长率的一半。 而2008年至2010年投资的繁荣导致中国的许多产业出现慢性过剩。正如2014年的数据显示,该年GDP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而工业就业水平则在2013年与2014年两个年度接连下降。这一水平的产业数据表明工业生产能力已超过了国内的需求,使得大量的工业生产力有布置在海外市场的可能。 

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不同的是,中国所出现的经济下行要早于预期,且出现于其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阶段。然而,经济增长率对中国政府及其14亿强烈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提升生活水平的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从当下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政府正面临两个主要挑战:第一,为其工业产能过剩寻求新的市场;第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可以帮助我国达到以上两个目标的重大经济战略。在初始阶段,该倡议致力于支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其资本投资量和减少资本匮乏的水平。通过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更多的投资,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够帮助提升伙伴国的国内需求水平,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拓宽现存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能探寻新的海外市场。与此同时,这一行动也能够规避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与不确定性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少的负面影响。


04

“一带一路”应该做什么?


虽然目前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其人均GDP仅仅相当于亚洲一个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人口的高速增长会极易抵消人均投资量的增长,使得中国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加大投资。在这样的发展与人口水平的限制下,中国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初步投资会很有可能投向人口不太多的、中低等收入的亚洲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自身。

事实上,亚洲是基础设施投资缺乏的地区。一份2014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该年度亚洲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达到了8000亿美元的水平。 然而,亚洲的资本吸纳水平并未在亚洲范围内呈现平均分布的态势,而集中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几个经济体。 除了充分引进外资的能力外,亚洲各经济体在满足其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除了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中国政府在对亚洲国家的对外援助上也面临着挑战。尽管中国在对外援助的世界排名在2013年上升至第六位(Kitano和Harada, 2014),其当年在亚洲的对外援助资金总额仅有44亿美元,是日本官方对外开发援助(ODA)的四分之一。考虑到日本在亚洲对外开发援助的地位,中国在亚洲对外基础设施援助上也面临着严峻竞争。

这些挑战反映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未知问题,即在面对充分竞争时,亚洲的产品与资本市场或许不能保证中国在其贸易与投资中的份额。中国未来的增长需要顺应亚洲经济增长的趋势,以保证接受国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中国的产品与资本,从而为中国减少在当地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所需要的“一带一路”,应该首先是一个能使我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亚洲,同时能帮助“中国模式”升级转型,成为我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稳定助力的系统性安排。通过这一安排,“一带一路”需要拓宽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量,获得更高的投资水平以及更好的外部环境。




*本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一带一路课题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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