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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改变国际规则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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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7-26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意味着中国书写国际规则时代的到来?雄安新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


记者: “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协定、计划相比独特性在哪里?


郑永年西方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不是那么科学。“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也就是说,不是写好规则,让别人去遵守,因此,“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一样,计划就是美国制定好了以后,你来接受。中国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计划”,也不是“规划”,“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通过大家参与来制定规则。它不是不需要规则,它也需要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中国制定好了要其他国家接受。


现在国际上的问题不是缺乏规则,是规则过多。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这个革命是deregulation,就是减少规则,现在特朗普在美国也要做。但是在国际上,大家一直没有减规则,而是一直在加规则,都是强国大国做好了规则让小国家接受,都是发达国家做好了叫欠发达国家接受,这样导致了规则过多,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不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接受比如国际和平组织等资助的话,都要接受它们的规则,比如人权、民主。但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中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它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后制定的规则怎么能应用到低收入的国家呢?这些规则阻碍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怎么制定呢,就是大家讨论,一起商量来制定。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一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参与进去以后“共享规则”,如果从共享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将改变书写规则的方法和过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参与的过程。


记者: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定义并不清楚,比如包括哪些国家、投入多少资金等等都未明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这都表明“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而非计划。如果是计划,比如马歇尔计划,一切都很清楚。我的理解,中国是刻意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模糊、开放的概念。“一带一路”也欢迎美国、日本参加。我们有时候画两条线,说这就是“一带一路”,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不局限于特定的线路。


现在有个不太好的倾向,人们常常这样做:传统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这样太机械,没有与时俱进。不是说丝绸之路以前经过了哪些国家,现在“一带一路”也要经过这些国家。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一带一路”从哲学层面借用这个传统概念,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郑永年:因为全球化,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前,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跟世界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自给自足、和外面很少发生联系的社会。现在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很贵,反之亦然。美国、俄罗斯也一样。我们担心欧盟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国家,比如希腊,也会影响到全世界。从经济上说,就是一个地球村。


不是说中国要去凭空造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的命运已经息息相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这是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事实上,全球化在19世纪已经开始。鸦片战争就是当时全球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从西方扩展到东方。


记者:对雄安新区、和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你如何看?


郑永年:我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一直对两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一个是大城市化,一个是大城市群。北上广深都是2000多万人口,这就很危险,很难有持续性。另外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城市有行政级别的国家。


中国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的资源分配是根据行政级别来的。如果所有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他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如果所有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医疗改革怎么改,教育改革怎么改。大家拼命都要往这里挤,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是人性使然。


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的“副都”、通州这样的“副中心”可以分散行政资源、优质资源,也利于社会公平。这一点光靠市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这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行政主导。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能不能再来一次“三线建设”?现在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而三线四线城市却有大量空置商品房,那里房价便宜大家为什么还不想去呢?因为没有其他资源。所以要走分散的路线。你看美国联邦政府多分散,每一个城市都有联邦政府大楼,安全也好、税收也好。


行政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国家建设。以前由于交通、通讯不方便,很难协调、管理、控制。而现在,空间和距离的障碍已经大大削弱,很多条件都具备了,我们可以走一个相对分散的路线。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方向对,城市化是不用着急的。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有50%以上了OECD(经合组织)也只有70%,中国只差十几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质量的城市化,而不是数量的城市化。数量城市化得来的GDP是附加值很低的GDP,也不可以持续。


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是有可复制性的。


记者: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城市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鉴?


郑永年:新加坡比较小,学习新加坡不是把它整体复制过来,但它的有些精神是可以借鉴的。举个例子:新加坡56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最多一级半政府,而珠海市200万人不到,却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中小型城市需要那么多级政府吗?能不能只设一级政府?


再如新加坡的混居政策。各个民族都要混合居住,不可能整栋楼都是华人或者印度人或者马来人,因为要种族和解,要互相了解。


上海车牌拍卖政策就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很多技术性细节都可以学。不是“描红”,不是完全复制过来,但精神是一样的。

 



*郑永年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文章首发于《上观新闻》2017年7月26日。

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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