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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观《无问西东》浅谈现今中国教育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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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1-30

编者语:

《无问西东》是导演李芳芳的第二部大银幕作品。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出身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在时代变革和矛盾中,追求真实自我、不断挣扎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部用138分钟表达真实,充满着晦涩的文艺气质又鸡汤味颇重的电影却在票房上取得的莫大的成功。


截止1月26日数据,在电影上映的第14天,其票房还在持续上涨,至今仍保持单日票房第二,以及高于21%的排片率。目前,该片总票房已达5.18亿元,豆瓣评分7.5分。票房和排片增长轨迹,让其成为开年后第一个口碑逆袭片。


今天我们就这部现象级电影在网络上引起的讨论和关注来和郑教授聊一聊。




正角评论:郑老师,在聊《无问西东》这部引起大家对教育领域关切的热门电影前,我们先谈一个这两周关于教育的另一热门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在2017年12月26日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杨宝德的女友认为,男友悲剧与其女博导周某有关。她称,杨宝德在读博士期间,周某经常安排他做PPT,打扫卫生,买东西……答应帮他联系出国,又未能兑现。“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这一指控,目前尚未被证实,但是我国高校存在博士生导师把学生当苦力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很多博士生称呼他(她)们的教授为“老板”。这几天大部分的批评声都指向我国的研究生制度,觉得这个制度让博士生导师充当了学校管理机构的代理人角色,直接行使对学生的课程考核、学业评判、思想教育、行为控制等一系列的权力。因此,学生从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还成为了人身的依附者。这种让学生处于社会绝对弱势的地位的制度导致了学生的悲剧。以西安交大事件为例,杨宝德的导师对他或暗示或明示的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去她家中装窗帘等。此外,还有 “晚12点之前随叫随到”“陪我打麻将比学英语重要”等无理要求,甚至自己为学生带的“剩饭剩菜”,如果学生不吃就会被 “指责谩骂”。郑老师,您如何看待我国这个博士生导师制度呢?杨宝德这样的悲剧,如何才能避第一免呢?



郑永年:对杨德宝的导师这样完全没有师德的做法,如果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表示愤慨和谴责。据我自己所了解,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我甚至觉得,这个领域存在着“黑社会化”的趋势,高度的人身依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对中国教育制度存在着的问题,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我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人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其实,这些博士生导师也是这个制度所培养的,只不过是在一代向另一代传递罢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了很大一群没有实际生存技能和社会价值的人。倘若一个真正有实际技能的人,他在发现这个导师无法教授他(她)知识与技能的时候,还轮不到被逼吃剩菜剩饭,他(她)自己就走向社会找工作了,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博士生不可以退学。人为什么没有那么一点反抗精神呢?关于博士生导师制度问题,很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程度不同而已。例如美国实行着类似的制度,都是导师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至少导师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你几时听说过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学生被导师逼着当苦力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由于长期跟硅谷的互联网企业深度互动,他们很多还来不急本科毕业就进公司或创业了。哪个老师能有机会逼他们给自己打扫房间?老师反过来给他们打扫房间都不一定能把他们留在学校帮忙继续做研究。我国现在“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缺少实际的能力,在社会上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能力,几乎是一个弱势群体,导致他们 “祈求”能留在学校一直搞研究或者能在国外继续“求学”。因为这是他(她)们以为的对他(她)们最有利的方式,一旦这条他(她)们认定的“唯一”出路被封死,就会走向绝望。很多媒体在评论这件事时,说要把导师的权力关进牢笼,导师之所以能如此欺压这位学生,不是导师有多大权力,导师的权力顶多让这个学生没法毕业。但是把这位学生逼到自杀的并不仅仅是这个权力,这个学生自己确定自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有读研出国这一条路,也是导致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



正角评论:郑老师刚才提到了我国教育培养了大量连找工作都困难的学生,这其实也是《无问西东》这部电影播出后,议论最多的话题。赞美这部剧的人,大赞其中提倡的通才教育,要先教人做人,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要有大善与大爱。他们认为我国就是因为丢失了这种通才教育,才让我国近年来没有出现大师。高晓松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怒怼清华大学的一位学霸,说他们“胸无大志”,跟技术学校学生没有区别。但另一方面,很多读者在网上骂这些“忽悠”通才教育的人,说这是精英们的扭捏作态。一个普通大学生连找工作都困难,其实是因为学校不教真才实学,全是假大空的东西,比中国没有“大师”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生”没有工作。很多大学生自己也表示他们不关心中国是不是没出大师,他们关心读完大学能不能在大城市买房立足。学生读完书要先能挣钱能找工作,然后再提要真实,要大爱大善一类的话。这些抱着受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挣钱的观点虽然过分功利,谈不上高尚,但是好像也无可厚非。郑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郑永年:通才教育不是说只是要被培养成大师的人才适用,通才教育也适用于普通人。我们熟知的美国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顿都是通才教育的典范。通才教育绝对不是会导致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假大空的教育。教育育人,培养人才,至少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具有一个自然属性的人,以正常的轨迹成长;其二,通过传授已有的知识,掌握必要的技能,至少能够具有自我生存能力;其三,有能力创造新的知识为“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即社会)的发展做加法和贡献。这三层含义里只有第二层在中国被普遍认可。在教育功利主义者的眼中,这第二层意思被简化成了“通过掌握技能,能够挣到钱”。在《不问西东》这部影片里,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启迪吴岭澜时,说要追求生命的真实,而并非别人认为对的事,正是这一点被那些对教育持功利主义态度的国人攻击为“假大空”。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大家公认的钱是真实的,其它都是假的。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在挣钱上吃了最大的亏。


社会是复杂的。人如果不关注自己的优势,也不关注社会发展,仅仅粗暴和功利看读什么专业能赚钱,很难抓到他们期望的机遇。


社会是急剧变化的,尤其在当今社会,一个认为教育的目标只是赚到最多的钱的人,表面上看好像很“现实”,其实极易走入“损人不利己”的陷阱。功利主义者既不关心自己擅长什么,也不关心社会的发展,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将自己放到了一个自己不适合的位置上。十多年前,比尔盖茨说未来如果有人在财富上超过他,那么这个人应该出现在生物科技领域。这一句话被国内媒体疯狂炒作,一心致富的中国人当即争相报考各个大学的生物系,结果是这批人大学进入生物系后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大学里的生物专业也根本不像计算机一类可以很快自己创业发财。所以不到几年时间,大家疯狂想进大学生物系或生物工程系的热潮就消失了。很多误入这门学科的人都一边大骂这不是他们要的生物专业,一边疯狂往“挣钱”的IT行业转。这些学生和家长报考大学选择生物学时,他们既不真正了解生物学在大学究竟学什么,是什么课程,是不是像计算机一样学了后可以自己写程序做网站实现他们所说的“发财”,也不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从事生物这个行业。然而比尔盖茨并没有骗人,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时间比那些当时听了他话就去读生物专业的人想的要久得多。去年创下世界上融资记录的创业公司已不是互联网科技公司,而是生物科技公司Grail;它的天使轮投资就是1.5亿美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天使轮投资往往只有数百万人民币),比尔盖茨、乔布斯家族、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都是它的天使投资人。仅仅一年后它的A轮融资就有11.75亿美金,由高盛领投,中国的腾讯公司也挤入了这次投资。Grail的核心技术是基因检测、大数据、人工智能,它的目标是通过人类的血样检测出早期的癌症。Grail公司里的核心团队是计算机科学、数学、AI、生物科技、医学等各个传统行业的专家。他们往往是跨学科专家,都是先在各自的领域非常优秀后,然后横跨几个学科开始这项事业。这些Grail公司的核心成员身上有三点特质特别值得我们国人关注。第一,他们在自己本身的领域必须很优秀,否则他们不可能被时代推到前沿。第二,他们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快速进入一门新的学科,这往往是接受了良好通才教育的人才能具备的能力。第三,他们都不是出于创业发财的目的,而更多是出于自身内在的愿望。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胡贝尔在创立这家公司前已经做到了谷歌高级副总裁,主管着谷歌最赚钱的广告业务(他是雅虎CEO梅耶尔的前老板)。他是因为自己太太患癌症去世,自己希望能为人类癌症的早期发现做出贡献,转入了癌症早期检测的领域。跟很多中国的创业者喜欢讲动人的故事来圈钱和媒体的关注不同,胡贝尔当时根本没有去成立一个公司去圈钱,而是离开了自己掌管的谷歌最赚钱的搜索业务,转到谷歌新成立的大数据医疗公司Calico做主管工程的副总裁(既降职更严重降低收入),脚踏实地的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大约两年后,因为机缘的原因,他和lllumina的首席医疗官发现了可以通过基因检测发现早期癌症,才诞生了Grail公司。他们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目的,他们不可能在原有的岗位上坚持耕耘,更不可能放弃现有的超高收入踏入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去发展。那些抱着学生物就要尽快发财的目的进入大学的人,估计看到隔壁学计算机的同学都在筹划融资时,就要转专业了。他们更不会去读创业率极小的数学系和统计系,但正是这类看似跟创业发财看似不大相关的基础科学因为大数据的原因意外进入了这轮生命科学公司的风口,而社会的复杂之处便在于此。在高考以前,功利主义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准绳即考试的分数,来简单衡量自己的教育成果。所以考试前划考试重点,补习中心提升做题的熟练程度这种针对明确目标的努力,很见成效。但是当他们把这套功利主义的心态继续发挥直到大学和社会发展时,社会既没有人给他(她)们划重点,指方向,也不会有一个简单到像分数一样有效的衡量指标时,功利主义者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学生对自己就缺乏关注,除了长期刷题,他(她)们不了解自身有什么兴趣或优势,更谈不上清楚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家长给孩子掏钱请家教提升学习成绩是蛮舍得花钱的,但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实实在在了解孩子的本性和强项则过于疏忽,遑论对真实的社会的发展的把握。所以中国式的家庭在高考后往往粗暴的根据媒体和咨询机构的“忽悠”去选择一个他们自以为最能挣钱的专业。其结果可想而知,往往是学生不大喜欢这个专业,在长期竞争中没有优势,工作之后也十分迷茫。一部分人会因为这个专业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让他们发财,而再去换专业,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干好,更抓不住社会上真正的机遇。


抱着功利主义的态度学习,让学生浪费了光阴


另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功利主义者对于教育的态度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为在他们眼里本来就谈不上对这个专业有兴趣,只要拿到文凭,能够进入自己想进的企业,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心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大学连本该学到的东西都没学到。很多人都骂中国的大学生是“水货”,就是什么都不会。这不仅仅是我们教育机构的问题,学生本身的心态也要负很大责任。制度和人是相互相成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也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大部分国内社科或商业类研究生写论文,根本不做认真的社会调研,随便找一套数据,就开始写论文出结论。这些找来的数据有没有问题不管,社会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也不管。一个在国外大学任教的朋友就分享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做一个产品调查的课题,美国的大学生就知道利用电商网站的评论、谷歌搜索的指数、各大论坛对于这个商品的讨论等来评估一个产品的真实市场反应;而这个中国的学生直接编了几套问卷调查收了数据就写结论了。他当时问这个学生说,你在淘宝和亚马逊上买东西都知道要看评论,那么为什么你做一个产品的市场调查你不知道去收集评论的消息呢?结果学生的回答让他更加恼火,学生说他们在国内做研究也基本就用问卷调查就够了,所以他没想到要收集别的信息。这个中国学生的情况不是个案,很多中国的大学生都存在这个问题,数年大学生涯后,他们其实连基本的调查一个事件的能力都没有。当然,很多人认为这跟国内大学老师的水平有关,这些老师很多时候自己也只是胡乱拼凑数据,他们也就只会教学生用发问卷的方式。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中的学生也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不过,这里,问题的根本是这个学生没有要研究清楚问题的态度,仅仅只是“应付”这个任务。股神巴菲特调查一个公司的办法至今都不涉及任何互联网上所谓“先进”的工具,他做的就是走到很多不同的超市,商场实际地看和观察这些公司产品的销量,顾客的购买满意度等。虽然仅用传统方法做调查,但巴菲特的商业判断力至今仍旧是世界公认的。学生用什么方法调查不是核心,他们就算没有被教授一些新的技巧,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做好一个调查,核心问题是他们不关心他们做的课题本身。如果学生大学四年只是为了毕业拿文凭在拼凑论文,而不是关心自己学的这门学科真实的问题,这几年的光阴其实就是浪费的,他们以为自己欺骗了学校和社会,其实他们也是在欺骗他们自己。这样的学习态度最后成为一个“水货”就不足为奇了。



正角评论:我们再聊一个比较功利的观点。看了《不问西东》之后,有观影者说“十万人民币一个月,我干什么工作都有乐趣;如果只有几千块一个月,干什么都会没兴趣。所以人还是要找能赚钱的工作,不要想什么自己有没有兴趣。”郑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郑永年:很直接,这是每一个人选择的权利,但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电影里的一句话来答复。影片中梅贻琦校长在启迪吴岭澜时说过“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真实就是,你看什么,做什么,和谁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这种真实的状态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十万人民币一个月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属于千分之一范围内的顶级薪酬。除非是很特殊的情况,一个人不会短时间内直接获得这样的薪酬。能拿到这个报酬的人,大部分是一步步做起,最终达到这个水平的。问题就是,这个最终才能拿到10万人民币一个月的人,如何在自己5000人民币一个月的时候,保持饱满的热情认真的积累呢?答案就在于自己的兴趣,对自己的真实。别人拿5000人民币一个月,可能在迷茫和怀疑人生,但是如果你做的是自己认可的事,你会激情饱满,积累下去,你就逐渐超过了大部分对手。你刚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谬误在于,颠倒了因果。那些拿着10万一个月高薪的人不是因为先被给予了10万一个月的高薪,然后才认定了他们的事业选择,而是先认定了他们的事业选择,才最终达到了10万一个月的薪酬高度。前面提到的创立Grail公司的胡贝尔,是主动放弃高收入去进入自己不确定的行业才最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在他没有再次获得成功前,显然是他自己的本心,就是梅贻琦所说的“真实”在支撑他坚定的继续努力。



正角评论:《不问西东》中梅校长的这句关于真实的启迪是电影播出后网上议论的焦点。一位家长认为像梅贻琦所说的那种真实固然可贵,但是自己的家庭并富有,没法让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孩子喜欢绘画,但是绘画找不到好工作,所以还是只能屈从与现实,强行让孩子放弃不切实际的爱好,好好学数学物理等,今后读计算机或者金融一类的学科。郑老师您如何看呢?


郑永年:学习绘画和美术并不是不好找工作。先来讲一下事实,根据我们正角评论的数据团队的追踪,目前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学美术设计专业的UI设计师(简单的说就是你使用的APP是什么样子,颜色都是他们设计的)的起薪,三年平均薪酬,五年中长期薪酬都比JAVA的程序员略高。在北上广深等地好的互联网UI设计师比程序员更加稀缺。很多孩子喜欢文科,例如心理学、文学、艺术也被长期认为找不到工作或至少很难找工作。实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很多互联网公司在设计产品时都引入了心理学的专业团队,新兴制造业在产品定位和市场分析上也有大量心理学专业人士的就业需求。不仅仅我们的数据追踪这么显示,大部分招聘平台如猎聘和拉钩网的数据也反应出这个事实。中国社会上对理工科好找就业,文科艺术类学科不好就业的印象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相对简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公司发展的脉络都是“进口取代”,即市场开放后,外企进入国内先占领市场,然后我们国内的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去模仿生产类似的产品最后再把对方挤出中国市场。接下来我国继续将这一趋势发展到全球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不注重于调查市场,确定定位,然后产生一个本来没有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团队设计好的,我们只是模仿生产出类似的再用价格将对手打败。所以我国在过去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对设计、艺术、心理学一类的专业需求量不大。直到近些年互联网行业兴起,我国开始设计开发一些别人没有的互联网产品,以及现在制造业升级,我们也开始设计制造一些西方也没有的工业消费品,我国对这些领域的人才才开始出现井喷式的需求。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进行的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后,各种培训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大多提供的是数理化等学科的培训。盈利本身不是什么错事,但是如果只是尽力想把家长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就会出大问题。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让家长乖乖掏钱,这些大大小小的机构把数理化等学科吹得天花乱坠,好像不学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世界上好工作都是学数理化的人干的。这些机构的目的是让家长在这类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砸锅卖铁也要补习这些学科。



正角评论:郑老师您曾经在《商业化教育模式与愚昧时代的来临》这篇文章中详解了教育产业化带来的种种弊病,很多媒体也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过也有读者认为,教育产业化是必然的趋势,私立学校往往办得更好,美国最好的大学除了伯克利这几所,哈佛、普林斯顿等都是私立学校。郑老师能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么?


郑永年:这个问题更简单。美国所有好的私立大学并不是美国的教育产业化的结果,私立大学和教育产业化在所有国家是不能划等号的,只有中国才会如此。如果你去看看美国大学的资金来源,你会发现他们提供的教育服务其实都是亏钱的,包括哈佛和斯坦福这样的名校。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往往一提到服务就要说市场化,这也是我国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基础。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是靠它提供的服务赚钱,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校友的捐赠。这些大学不是经济领域的产物,而是美国社会领域的产物。大学的主要收入是捐赠,意味着这所大学必须对教育出的学生的长远发展负责,必须让这些学生认同母校,才能在今后获得这些学生大额的资金回报。这就跟努力从学生家长口袋里掏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佛等学校都提倡以学为主,就是学生需要学什么,它们就教什么,这些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本文作者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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