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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台湾的同性恋议题:年轻世代与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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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淳铠 发表于2018-09-25

2017年5月24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通过释法判决《民法》中排除同性的婚姻规定,与《宪法》中保障的人民婚姻自由及人民平等权相违背。该判决做出的两年内,立法机关将依照释法进一步完成相关法律修订。这意味着不晚于2019年5月24日,同性恋婚姻将在台合法化,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作为同婚议题在台湾政坛一直以来的主要推手,蔡英文领导下的民进党当局是否可以借由在任内推动同婚议题挽回执政以来的民调颓势?其与20—29岁年龄层的台湾年轻选民在同婚议题中的关系如何?以及在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同婚合法化对台湾会产生怎样的的影响?这些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早在2001年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执政时期,“中华民国法务部曾提出的《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中,明确支持同性伴侣在婚姻与收养子女上的平等权利,虽然草案因部分内阁成员的反对无法进入立法程序,但这确是台湾第一次试图在法律上保障同性伴侣的婚姻和收养权的尝试。2006年,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首次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提交立法院。马英九时期,由民间支持同婚团体最先提出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的第一部分婚姻平权草案,在不少民进党立委竭力推动通过立法院一读后,因在司法委员会遭法务部的反对而未能通过。马英九亦在2008与2013年的两次采访中,对修改传统婚姻制度持保留意见。蔡英文早在竞选期间,就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2016年末,民进党立委尤美女的同婚提案中,议案将“平等适用”直接加至《民法》第971条姻亲通则中,以期一步到位将原本只属于异性伴侣的婚姻权、继承权等平等地给同性伴侣所享有。


过半数的20—29岁台湾年轻选民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选择了蔡英文,年轻世代也成为了蔡英文领导下的民进党的重要票源。然而,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蔡当局上台执政后的一周年时,2029岁的台湾年轻人对其信任度与满意度均大幅下降,分别跌至36%和21%。民进党引以为傲且甚为依靠的年轻票仓衰退,似乎与蔡当局从作为在野党时期的社运领袖到行使政府职能的执政者的转变是同一个步调。


不同于马英九时期作为活跃的在野党,成为执政者的民进党毫无疑问将面临相同而持续的、来自民主台湾的对于政府职能的质询。婚姻平权议题,相较于其他更为棘手的经济、社会议题(如一例一休改革、核电问题、废除死刑等),更具对立场偏左、更认同多元文化价值、具有后现代性的年轻选民的吸引力。据调查,台湾超过8成年轻人支持实现同性婚姻平权。2016年总统大选时,首次拥有投票权的20岁及以上的“首投族”多达129万,占总投票人数的6.9%。“首投族”与其他年轻选民一样普遍具有厌倦“蓝绿”之争、政党意识较弱、政治光谱上偏左等特点。据台湾智库民调显示,2016年总统大选中2029岁年轻选民中有高达75%的投票率,其中54%的人选择支持蔡英文。这部分选票是蔡在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若能成功实现在台同性婚姻合法化,民进党无疑给自己在“兵家必争”的年轻世代中更添竞争力。


无疑支持同性婚姻平权,以及形塑台湾多元文化价值都是民进党和蔡英文本人一以贯之的观点和政策选择。然而现实是,2017年年底2029岁受访者对民进党当局的信任度与满意度两项指标进一步跌至26%和22%,数据显示同婚合法化议题并没有给蔡当局带来支持率回温,遑论为接下来的2018“九合一选举争取更多的年轻选票。


究其根本,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年轻选票减退,笔者认为与蔡当局下的年轻世代的特点与境遇有关。台湾年轻人在就业上普遍面临低薪、就业困难、工作成就低、本土机会少的现实经济困境,加之以台北、新北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最高的城市以房价为首的生活水平居高不下,使得年轻选民对于台当局的经济发展与就业政策满意度低。据近年来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显示,2024岁台湾年轻人的薪资中位数22,000新台币仅为全台平均薪资的约52%,远低于新加坡的87%、日韩两国的70%。这一年龄层的失业率高达11.89%,远超总体平均水平3.70%,台湾的大学升学率常年在80%以上,远高于英法日三国平均60%的水平。超过60%的年轻人因为台湾薪资低、工作机会少而愿意远走国外工作。2015年统计显示,一般人要平均不吃不喝15年才能在台北买得起房子,台北、新北两市的贷款负担率分别高达62%和52%,台北已然成为全世界住房负担最大的城市之一。


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全面执政两年来,2029岁年轻群体对经济与产业、劳工权益两项政策的满意度仅有16.3%和18.4%,高达86%的人认为现在台湾的整体经济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年轻人就业困难、世代不正义、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拉大、产业升级乏力、岛内发展机会受限等等执政业绩上的问题,归根到底,才是蔡英文当局与民进党支持率在2029岁群体中持续低迷的原因,试图政治化操作已成为青年人共识中的多元文化价值的一部分的婚姻性别同权议题,并不能带来支持率的回温。


经济困境置于一边,台湾年轻人却在公共政治参与以及多元文化价值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后现代性特点。后现代性一般建基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物质基础,主要体现为将个人权利与自由、公众事务参与优先于物质改善的价值选择。在政治上,后现代性大致表现为反抗压迫自由的威权与官僚机构,和捍卫自由民主价值。在社会文化层面,后现代性是从以种族或族群平等为核心的政策层面,转向关注超越种族边界、为全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性别、人权、环境等议题的多元文化价值。


后现代性亦与台湾身份认同相关。具有后现代性的台湾青年,普遍认为自由民主与多元文化价值,是构成有别于中国大陆、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元素。2029岁的台湾年轻人普遍出生于1990年解严后的台湾,经历过3次民主选举,学生群体主导以及参与过“太阳花学运反课纲微调同志大游行等包含政治改革、劳工权益、环境问题、性别平权等广泛议题的社会运动。年轻世代可以说是推动台湾民主价值与制度从建立不断走向巩固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他们的舞台更多是在不为政府与政党主导的公民社会之中。


他们经历的历史教育与认知历史的方式从大中华史观转变为以台湾为中心、更具国际视野的方式。婚姻性别平权,从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经过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的多元文化政策推动、2004年开始的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以及每年高举彩虹旗的同性大游行,已然演变成台湾年轻人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中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当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从小接受在公民社会中参与政治与公共话题的训练时,他们对于政党和政府的评价与支持亦更为独立客观。可以说参与同志大游行、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不过是台湾年轻世代通过公民社会参与政治、形塑公众议题的又一个范例而已。政治化操作同婚议题,对于这一代具有公民意识和能力出色的台湾年轻人来说,注定难以收获预期的效果。


婚姻性别平权,支持更为多元的婚恋成家选择和价值观,已然成为多数台湾年轻人的共识,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已经成为整个台湾的大多数共识,却并未见得。2016年末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56%的民众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仅有35%表示支持;而在是否为同性恋婚姻设立专法上,各有44%的民众表示支持和反对;以及71%的民众认为不急于马上通过立法。立法院门前挥舞的彩虹旗的另一面,捍卫传统家庭形式和价值的反同婚阵营亦在抗议游行。不仅仅是同性婚姻,意在增进青少年对LGBTQ群体的平等意识的多元性别教育亦遭到反对。


婚姻性别平权对于传统儒家观念下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此,年轻人以外的中老年群体,以及集中在台湾中南部的较为保守的群体尤其需要较长的消化和接受时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仪(Dr. Karen Lee)曾提出,LGBTQ群体在社会中的平权过程,往往要经历以下过程:(1)去除同性恋犯罪化的法律身份;(2)社会对进行同性或异性活动自主决定的年龄进行广泛讨论;(3)同性恋反歧视立法;(4)立法允许结成同性恋公民群体或伴侣;(5)讨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总体而言,台湾社会现在仍然仅处于第三阶段,社会仍未对反对歧视同性恋的立法达成共识,遑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婚释法通过时,正是蔡英文执政以及民进党在立法会占据大多数的状况。


在未能取得社会总体大多数共识的情况下通过民法的修订,未免有政党操作、操纵性别平权作为政治正确、违反三权分立,以及司法能动性(Judicial Activism)抬头之嫌。台湾在同婚议题上走在亚洲甚至世界前列之余,亦不应忘记民主化的议事和决策方式,不能让来自西方、所谓更加自由进步的性别多元议题反而成为压制其他群体价值的“威权”。



本文作者:曹淳铠,香港大学学生,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实习生;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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