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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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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 发表于2018-11-19

中国的二孩政策已放开三年,但新增人口数量却一直不如预期。


根据2018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江苏上半年出生38.3万人,同比下降高达12.8%。就连近两年成为生育大省的山东,今年各市公布的数据都呈下降趋势,烟台、潍坊、淄博、德州几市降比分别为16%、18.1%、23%、22%。而经济不太发达的贵州省以及宗族文化较为兴盛的福建省,人口发展趋势也是“稳中有降”,趋于平缓。


面对严峻的出生人口形势,最近出现各种鼓励生育的方式方法。生育与否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作为政策的设计者,只能通过帮助民众解决阻碍其生育的现实因素来鼓励生育,不能通过变相惩罚来迫使民众生育。鼓励生育,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鼓励生育不能操之过急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意愿的降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虽然这一趋势无法避免,但对中国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低生育时代的提前到来。要想鼓励生育,需要认识到之前的生育政策对民众的影响。


首先,政策过渡周期太短,人们的观念一下子难以扭转过来,政策后遗症比较明显。因而,鼓励生育并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人们来慢慢扭转观念。


其次,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过去生育政策的影响在农村有区域差异。在大部分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超生罚款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所以生育政策执行得较好。但是,在华南宗族文化比较兴盛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多子多福和男孩偏好的观念并未发生很大改变。


因此,尊重地区之间的差异,让想生的人可以生,不用变相强迫那些不想生的人生,不失为提升人口数量的一项好政策,国家要做的是尽量减少他们的养育负担。

从根源入手,让民众敢生、想生


要想鼓励生育,需要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不敢生、不想生。对农村地区来说,除了华南地区,很多地方的生育意愿绝大多数限于生二孩。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往往想要多生的是那些经济压力不大的群体,尤其是那些有公司或者较多财产需要继承的经商群体,而且他们有较强的生男偏好。


可现实情况是,这样的经商群体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对于绝大多数群体而言,不愿多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压力。在城市生活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群体,自己的收入不高,父母的经济能力也不足以帮衬太多。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购房等生活经济压力已然很大,自然就会将生育推迟或少生。毕竟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不低,后期还有更高的教育成本。


第二,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经济压力并不是阻碍其生育的主要因素,而是女性本身不愿多生。毕竟在现有的职场文化和家庭性别分工的现实背景下,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而言,生育或多生往往意味着牺牲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第三,还有一部分群体,虽然到了育龄,但尚未实现“社会性断乳”,内心还是个“宝宝”。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孩子牵制,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没能力或者做好准备去生养孩子。


第四,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限制人们生育的主要原因,而是子代的成家成本。随着性别比的失衡,在婚姻市场中占优势地位的女性,在结婚中要价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农村甚至出现“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现象。


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因,有其不敢生、不想生的困难之处。生育率不像水龙头,光靠放开生育限制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若想鼓励生育,提高出生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继续改革国家生育政策,让那些想生能生的人合理合法的生。


再比如,是否可以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子女教育等层面的补助。比如,将关于子女教育的个税抵扣标准进一步降低,扩大其群体覆盖面。


此外,应该减轻那些想生却不敢生的群体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比如,想生,没人带孩子怎么办?交了10万元的学费,孩子在学校却吃发霉的食物,谁敢放心?因此,或许该考虑降低托儿机构等社会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强化后期监管,让父母能够放心、安心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女性的权益。最近女员工“插队怀孕”被辞退事件也暴露出女性因生育面临的困境。


最后,应重视农村的道德与精神文化宣导与建设,以此避免“人情异化”、“天价彩礼”、孝道衰落等一切向“钱”看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本文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转载已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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