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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朝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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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黄彦杰 发表于2018-11-19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IPP评论微信公众号前几天一直在介绍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今天将是终结篇。




本书结构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两章试图回答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一个论点是:虽然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但它并没有朝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未来也不会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第一章回答了中国不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讨论了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特点,并说明它们在历史上如何发展并且制度化。我们认为,西方的市场体系是西方历史的独特产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轻易重复这样的历史,而这样的系统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复制。鉴于学者们倾向于将中国置于东亚经济体的类别中,本章还探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提出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和这些东亚经济体有着相似特征,但是两者间也存在重大差异。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地方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希望突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特征,即“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


第二章回答了中国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与市场相关的两个概念(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无国家干预的市场),并且确定这些中国概念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理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根据国家统治市场的权力关系来定义。这些关系处于不对称的均衡状态。然而,国家权力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个无助的主体;相反,它有能力对国家施加影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相互转变的。


我们确定了中国市场的三个层次——草根、中间层和国家层面,并且讨论了国家与不同层次的市场主体如何发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基本原理。我们希望厘清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一旦被概念化和理论化,能够比源自其他地方的任何政治经济学路径更好地解释当代中国。


第二部分的两章探讨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三章分析了帝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运转,并且展示了“制内市场”如何运作。我们的讨论侧重于帝国的财政能力,以及帝国时期的中国如何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秩序。这种秩序逐渐演变,从而将无所不能的皇权、帝国代理人的复杂等级制度以及平民的世界整合到一个以皇权及其代理人提供的权力和权威为基础运行的政治经济体系中。


第四章考察了在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展开互动的背景下,近代“制内市场”体系的转型。我们聚焦于地缘政治因素,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帝国时期的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帝国时期中国“制内市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现代,中国包括政治和经济体系在内的整个体系都被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地缘政治因素所重塑。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传统“制内市场”体系被改造以应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挑战。该系统不仅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幸存下来;它还被新生的党国所强化和激进化。我们表明地缘政治、国家建设和政治经济体系间的相互作用贯穿于中国整个现代时期,这一时期从晚清延续到民国,再到后毛泽东时代,即改革之前的七十年代后期。


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当代中国并构成这本书的主体。这些章节详细探讨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制内市场”体系如何在当代发展和运作。我们再次思考了市场体系的三个层面——草根、中间层和国家层面,以及国家如何在继续适应市场的同时实现对市场的主导地位。


第五章探讨我们所谓的草根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包括数百万小贩和家庭式零售商的小规模经济活动的广阔领域。我们研究了草根市场如何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破土而生。为了解释这一过程,我们追踪了在市场化顺利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市场参与者的活动,并且追溯了他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市场发展开始遵循国家的政治逻辑时)的命运。


第六章转向我们所谓的中间层资本主义,并探讨私营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家从未停止过调整自身相对于私人资本的定位,但它的核心关注始终在于经济或生产增长、就业这些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为此目的,它一直愿意做出让步,并保持在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难以想象的限制。本章解释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各种制度安排,展示了“制内市场”体系在不同地方条件下的灵活性和刚性。


第七章探讨了新的财政和货币制度如何从计划体系持续演变为一系列复杂的市场和国家组织。我们聚焦于中央国家、地方政府和各种私人利益在货币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本章表明,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中央党国机关指导的改革和发展的故事。相反,通过一系列的财政和金融创新,在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地方和私人利益已成为一种与中央政府一样强大的塑造性力量。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层建立各种政治经济混合体的过程。


第八章聚焦于国家资本主义。它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由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按照现在的模式来管理这一问题。我们解释了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如何与帝国时期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国有部门区别开来,以及国家是怎样建立各种机制来继续对国有部门进行统治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证明了尽管当代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有企业会和西方市场体系中的私营企业采用同样的运作方式。


在结论中,我们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我们还强调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制内市场”体系的一些主要社会和政治影响,尽管这个课题值得单独研究。我们指出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些内生矛盾,以及这个体系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本文节选自此书的序言部分


这项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严重误解,而且这种误解在中西方的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间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和冲突。一些大胆的概念重建将有助于厘清我们对中国的见解和误解,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和及制定政策。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考察政体与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了概念化。虽然我们经常论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主要焦点在当代中国。在方法论上,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实证的,即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什么、怎样形成、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以及当前如何运作。


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变得日益重要。在欧洲和北美,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概念和理论,以解释西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漫长过程。从中国开始遭遇西方列强绝对压制的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已经逐渐接受了如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等“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并将它们应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然而,他们的解释仍然存在问题和误导。我们认为,就像西方学者已经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是基于西方经验那样,在寻求解释中国时,一个科学概念和理论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


虽然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学者还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发展出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尽管如此,中国有着在不同历史时期践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家以及政策分析家而言,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经验是一项重要学术探索。鉴于当代中国已进入转型期超过三十年,而且是社会科学里所有领域的最大的试验场,这一努力将为政治经济学整体上的各个研究领域,尤其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而改善和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鉴于有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对于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这个时代,所有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论问题都是激烈辩论的主题。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仍然是一个谜。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资本主义在中国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与市场在中国是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中国这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长期效率低下的模式能够如此有效地处理经济危机?


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有着巨大影响。像这样的问题经常让中国学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将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主导理论应用于中国。相应地,许多国家对于本国应该有怎样的中国政策游移不定。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够解答中国是什么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国政策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写这本书有双重动机,其一是求知欲,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来,我们对有关中国发展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长期争论感到困惑。我们认为了解中国近期的经济奇迹及其可能的未来的关键在于理论化分析中国过去及当前的思想和结构。在这项任务的紧迫性的推动下,我们这本书代表了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演变为基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化分析的一次尝试。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

译者: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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