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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金庸的江湖: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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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君 发表于2018-12-02
1954年,当潦倒的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作农民题材《秧歌》,或许无法想象,这部带有前瞻性预言的江浙农民家园悲歌,会与她1940年代的上海滩作品一道,纳入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学史册,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当金庸先生在香港替报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续写武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将酿就华人社会武侠传奇。他未必更许下日后的宏愿,一二百年后仍然有人会读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载入了文学史。


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断言,一百年后不会有人再读金庸,因为他“只是传统的作家”、“他的写作代表的是一种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论文亦指出,相对于越南语、泰语以及日语的热译,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译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译金庸作品的西方语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认为,那是因为西方读者无法体会金庸作品里的文化共识。

由此可见,
西方比较文学视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远远无法与其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相提并论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却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发行更引发一场轰动,甚至涌现出华人社会近年来极为少见的群体性失落与伤感。这种悲恸真挚地发自内心,超越华人社会各地各界及各种身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由得使人再次严肃地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深层考量其在文学史背景下的定位。毕竟群体性本身就与国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关,而群体性情感往往亦是时代风云的敏锐指针。


提供文化认同感金庸小说


无论如何,金庸在文学领域的知名度显然盖棺定论于他的武侠传奇(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另当别论)。在20世纪初文学革命之前,中国小说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武侠小说更似下里巴人中屡遭忽略的孩子。由于难登大雅之堂,只好伙同贩夫走卒当街说书、招揽听众,顺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饥,暂时实现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义。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侠五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强势兴起与冲击之下,就连文人爱读的“鸳鸯蝴蝶派”亦逐渐循亡,武侠小说更是不知所踪。它们均在左翼文学全面迈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但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仅书写武侠,而且采用传统章回体,并穿插风花雪月的古诗词典故,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套用王朝历史。这一切,似乎也与摩登而又现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却正是香港当时土洋结合、大批流民迁入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传奇。

首先,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香港1858年由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之后,地域文学才迟缓萌芽。纵有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文人的南下流入,仍是各自抱有重重意识形态心事的匆匆过客,稳定的文学气候无从谈起。但1950年代香港因韩战爆发而被迫由转口港变为制造中心,本土工业兴起,经济逐渐实现腾飞。在此情景之下,港人不仅有了更多娱乐需要以疏解生活的忙碌与紧张,亦渴求在西式社会规范之下获得轻松亲切的文化归属感。在这兀自独立于大陆之外的小岛香港,金庸的小说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飞狐雪山、大漠孤烟的壮丽景象,挥洒了《射雕英雄传》的豪迈以及《倚天屠龙记》的正义,还为民众提供了广袤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想象。


人们只需每天轻松跟读连载金庸作品的报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可以依赖的族群认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于克服现实社会的两难与矛盾。毕竟香港的西式文明并非经由底层足够酝酿而自成,而文化冲击亦并非仅存于域外,更来自于新旧文明、东西思维的碰撞与交替。

至于南洋的华人,以及后来因为大陆严酷政治环境逃亡而来的偷渡客,更是异乡的漂泊人,需要抓住金庸小说作为情感归属及族群认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说里有唐诗宋词、有阴阳五行、有琴棋剑术及中医草药等丰富的历史典故,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无论后来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留学生,不少人远渡重洋时带上一套金庸小说,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把记忆中的故土切切实实地带在了身边,于异国他乡依恋赏析。


对金庸小说的这种迷恋,与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颇为相似:当英语写作生涯屡遭打击,与世隔绝的张爱玲一边重复改写四十年代的上海旧作,一边以无穷精力沉浸于《红楼梦》的痴迷考证,甚至声称“偶遇拂逆,事无大小,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从文化心理学角度进行考察,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创伤的自我保护机制:当文化认同面临危机,人们需要激活文化记忆来加强自我认知,而文本阅读显然可以提供广泛便捷、不囿于时空限制而又深具主观选择性的文化因素,以供读者审视消化并引发情感共鸣。


追求人性温度的金庸小说


对台湾读者及大陆民众来说,由于金庸作品曾在两岸长期遭禁,阅读金庸更是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因批蒋言论而屡屡遭禁的金庸曾在台湾长期被当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当金庸作品终于自1978年起逐渐解禁,这无疑成为在漫长戒严时期追寻并获得新闻自由、文学自由的一种象征。人们不仅在金庸作品之中临摹大陆从天山到峨眉、从中原到江南的广袤与壮美,鲜活地感触到蒙、满、藏、汉、苗、回等各族人士,就连阅读作品本身,都有经过抗争、令人喜悦的胜利。

而海峡对岸的大陆民众,更是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深受共产主义文学冷硬、机械、反人性的压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学于他们来说无疑于温润的甘露,并且在叙事方面有令人欲罢不能的前卫诱惑力。事实上,当金庸作品1950年代横空出世之际,它已巧妙地顺应时代潮流,糅合了现代西方文学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人道主义的意象特征,其人格刻画亦正亦邪,一反共产主义文学的脸谱化弊病。

金庸小说的语言之美,更是对经历红宝书语录及高音喇叭的大陆民众的心灵抚慰:如同张爱玲在孤岛以及沦陷时期的上海,以古典风味语言所营造的Déjà-vu世界——抓住了它,仿佛也就暂时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锁回家烧菜,或者进行一场“倾城之恋”的勇气。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为温暖、舒适与纯粹,好像民国而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每个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话不似旧武侠小说那么生疏遥远,而糅合儒释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内涵,却又温润得足以抵抗冰冷的共产主义文学对人性的粗粝打磨。于是人们很难设想,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会有并非发自内心的被动革命。


即使是流离颠沛,也是自发地跟随自己的热血梦想,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豪迈豪情。何况金庸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无论男女)均有张扬的个性与潇洒的灵魂,他们敢爱敢恨、随时为自己做主,这几乎使深受儒家行为规范与党组织文化双重压迫之苦的读者,在阅读之中仿佛也毫无羁绊地实现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金庸的“江湖”,具备独立价值体系


然而,无论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华语世界中承载了多么独特的角色,世界并非只有一极。要考察金庸小说是否纳入文学史,除去偏安华语世界一隅的文化审视,我们仍需参照其在世界文学光谱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学遗产对所处时代所带来的突破与启示。

无可否认,金庸小说的精华在于“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却无法在比较文学之中实现精确的中西互译。当我们将金庸笔下的“江湖”对应小说情节仔细考察,不难发现,金庸小说所提倡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过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镜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于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只不过因为普通民众在现实社会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满,遂将这一理念寄托于边远的山林。

由于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任何相对于庙堂社稷之外的独立价值体系,因而它实际上无从构成一个想象的独立社会,而只能算是一个与现实平行的逃逸体。而在这个逃逸社会里,它仍然处处存在与正统王权社会相同的对使命感、对秩序、对环境的崇高屈从,仍然处处存在基于武功武艺以及帮派的等级制划分。金庸笔下的侠士们纵有飞扬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远远尚未意识到,或许自己也可如中世纪骑士那样,纯粹为个人荣誉、为爱情而战。


从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结构来看,他们从小经历挫折、苦练武功,无一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于江湖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为朝廷效力,实现所谓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而在他们的意识之中,替天行道的“天”与皇权从未发生过割裂,他们至多怀疑并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权,需要自己出手帮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后,他们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隐于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乱时再度出山。正因如此,金庸小说纵使从崇山峻岭的华山到雾气浩渺的峨眉、从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皑皑的大漠,场面不可谓不大、气势不可谓不壮、凌波微步九阴真经等独门秘籍不可谓不精不专,却仍旧没有丝毫突破政治框架的设计或政治权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旧是朕的江山,只不过从宋元到明清,这个江湖舞台的布景变幻,任由你我想象驰骋。


江湖如此生生不息、生死轮回,恰也应证了金庸在《神雕侠侣》中的名言:“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不仅是金庸武侠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小说所折射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纵使传统伦理与道德得到进一步维护与弘扬,社会规则却没有任何本质突破与改进。和所有武侠文学一样,金庸有意避开武林高手们为稻粱谋的生活来源,只需他们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义及与生俱来的忠孝节义。在这样虚幻的浪漫英雄主义情结之下,不仅种族、王朝、领土问题都被高扬的文化认同所掩盖,它甚至轻巧地掩盖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如何应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挑战的严肃思考及悲情试探。


为什么金庸作品《堂吉诃德》《浮士德》比肩?


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传奇实则是一场文化迷梦,它并不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暂时的慰藉。但这种虚幻且轻易的慰藉,于真正的思考者来说却带有绝望的气息,因为它无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启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来,一切仍在于握不住的世道人心。正如顾彬教授所言,“社会的变革是痛苦、沉重而忧郁的”。它们绝非金庸文学那样,能于每天的连载之中引起一个小小的高潮,却常能令人思考低回很长时间。

这是因为,在现代性面前,“变革的道路本有无穷的可能性”,甚至或许“20世纪的道路无论哪一条都是错的”(顾彬语)。相对于审慎的深具历史责任感的思索,金庸创作于20世纪的江湖传奇,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对的。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它都能凭借忠孝节义匡扶江山,得到正统社稷的承认与江湖的尊敬,从而使两个平行社会轻易地达到和解与暂时的平衡。

在金庸的武侠传奇之中,我们无法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经沉淀而进步的“文明”区别开来。文化在金庸武侠中俯拾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升华却因无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终缺位。

因此,金庸辞世之际,华人社会的群体性悲怆,正是基于以江湖想象为政治寓言逃避点的这一情感避难所的丧失。正因人们潜意识里确知:
眼下身处的社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使人难以安心面对。也就是说,我们仍旧需要金庸式的江湖来除暴安良、惩奸除恶,我们依旧缺乏坚实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赖的制度文明,以及与终极真理相连、高于世间一切的信仰体系。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们无异于失去了一个能够作为精神栖息之地的乌托邦家园,无从轻易安放一颗忧国忧民,却又无能为力的心。从这个层面来说,金庸的江湖传奇绝非仅仅是一场集体阅读,它甚至由公众在集体无意识中书写沉溺而成。

当中世纪欧洲的唐吉诃德深感社会礼崩乐坏而奋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败,令他深刻反思旧思想面对新时代的失败,从而决绝地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终结了一个骑士时代。

当中世纪书生浮士德受到魔鬼的引诱而游历江湖、体验人生,他最终看到,即使能使魔鬼从皇权手中夺得土地,实行宏大的拦海造田伟业,但老钉子户夫妇的惨死仍旧使他产生自我怀疑、并最终认同人们自主的自由选择。在幽灵的掘墓声中,他虚幻地以为这是人们自立自主、安居乐业的劳动,从而高喊出“多么美好啊,请驻足下来!”,虽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约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诚终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人们在天国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侠与江湖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旧秩序的变革或者新思想的启示,大家仍旧欢快地处于替天行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义判断,及其原始简单的支撑体系之中。就此意义上来说,金庸的武侠传奇无异于使用新奇的包装,将老酒装进新瓶,因其徒有现代性之形而无现代性之实。相对于深刻质疑传统伦理价值与权力结构的《红楼梦》来说,不过是“睡了个好觉,赶了个早集”(套用张爱玲评《红楼梦》之语)。这使得金庸的作品纵然风靡华人世界,却或许难以在文学史中真正占得一席之地。在一片缅怀声中,我们不必“责备贤者”,却不妨在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金庸的意义,同时对我们身处的时代进行深刻观照。但愿一切不要如顾彬教授所言——“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本文系正角评论独家稿件,作者: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文学批评哲学博士,德国汉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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