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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如何避免“特朗普现象”在中国蔓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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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2-05

特朗普现象的归因


IPP评论:现在西方很多人还是无法从特朗普赢得美国选举的结果中恢复平静,您二位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的胜利其实不是特例,英国在今年夏天的公投中意外脱欧,本质上和特朗普的胜利是一回事。


郑永年:特朗普现象是对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概括地说就是两种表现,即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而这两种主义的背后又是大众的愤怒和恐惧。


特朗普在选举时多次强调,他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选举运动,更是一场社会运动。他的选举确实成功地塑造了一场社会运动。选举就是政治,政治就会创造出变革的可能性。在这场选举中,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双方都在玩马基雅维利主义。特朗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的是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全球化问题,并且他把这些问题成功转化成为一种反体制的社会运动。但如果我们只看到选举丑陋的一面,只看到他们玩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面,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美国为什么会产生特朗普现象。


特朗普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创造得多,但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导致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高度分化和收入巨大差异。自这波全球化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内民众的收入差异总体上来说越来越大。全球化的好处只有少数人享用;大部分的社会群体相对获利很少,有些社会群体甚至成为受害者,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技术进步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技术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都导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尤其是专业工作岗位。全球化促成的资本流动和技术进步,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美国2008年以前的中产阶级数量占了全国人口的70%以上,但是最近这几年下降到50%都不到。欧洲也有这种情况。再者,全球化使得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分配,产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有一些移民是合法的,主要是专业人才的移民,但还有很多非法移民。这两方面的移民,都对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专业移民对本地人构成竞争关系,非法移民则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以前西方的稳定,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占大部分,现在不稳定很大原因就是中产阶级变小了,相对贫困阶层在扩大。


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资本,但是对资本所导致的后果,政府则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这一波全球化是资本主导的,但政府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无能为力,甚至推波助澜。例如美国,白宫一直监管不了华尔街。另一方面,政府不仅没有去规制全球化,反而跟资本结合。实际上这波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跟政治结合的结果。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政府助推了全球化,放松了管制。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很聪明、很巧妙地把危机转嫁给整个社会。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的高收入丝毫不减,老百姓很是愤怒,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中的例子。实际上,任何危机对这些顶层的人都构成不了任何的伤害和威胁,负面后果却要整个社会来承担。那老百姓就要问了:政府为什么不去规制资本?为什么政治权力跟资本走在一起?特朗普这一次的成功就是利用了这种简单的民粹思想。


在老百姓看来,无论资本、白宫、国会,还是华尔街或者传统媒体,都是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互相勾结。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提出反体制。他成功地把希拉里塑造成体制的代表,而他自己则是体制外的代表。


另外,知识界也是造成特朗普现象的重要原因。知识界非常重要,因为知识界代表社会的良心。但是西方的社会科学,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脱离社会。社会科学,无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在追求所谓的科学完美性。尽管这些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但离社会越来越远,解释不了现实,大家也不关心现实。正因为它脱离现实,知识要么和权力走在一起,要么就和资本走在一起。在西方,知识可能更多地跟资本走在一起,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知识跟资本走在一起的结果,这样就使得政府很难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纠正政策的失误。


特朗普现象还与社交媒体密切相关。没有社交媒体,就不可能有特朗普现象。这里我要强调社交媒体对传统政党所构成的挑战。近代以来,政党是组织政治生活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政党演变到现在变成了精英俱乐部,是精英的政党,精英俱乐部自然就有脱离社会的趋向。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传统媒体、传媒机构,要么受资本控制,要么受政治控制。社交媒体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有很多的倾向性和社会功能,政党的很多功能可以被社交媒体所取代。


特朗普在选举中一方面借用了共和党这个平台,把共和党这个名字放到了社交媒体平台,使政党社交媒体化。这种现象其实奥巴马已经在用了,但这次是最充分的。以前的选举,候选人是借助传统媒体加上社交媒体,现在特朗普排斥了整个传统媒体,他完全靠社交媒体。


特朗普不会消灭资本主义


对特朗普现象我觉得不可以掉以轻心。特朗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选举运动,更是一场社会运动。问题在于,特朗普将如何把这个社会运动推行下去?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现在还不知道。大家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想首先可以排除的,他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他不会发动一场社会主义运动,更不会发动共产主义运动。他肯定会拯救资本主义。


但特朗普不会走奥巴马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奥巴马一上台就搞医改,是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桑德斯觉得奥巴马搞得不彻底,他要搞更激进的社会主义。但无论奥巴马还是桑德斯的那一套,在美国社会都缺乏土壤,因为这些举措主要是关怀穷人的,侧重于分配,而不是生产,是有利于低薪阶层的,比如像拉丁裔、黑人群体等。而美国的制度从一开始一直强调生产,不侧重强调分配。欧洲福利社会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分配第一,生产第二。美国的制度永远生产第一,分配第二。那么,接下来特朗普会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如果特朗普像他现在所说的——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工业化、反全球化——那他确实是朝经济建设的方向走,美国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当然,这对其他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他在竞选过程中所使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手段,接下来变成他的目的那就很麻烦。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的反全球化、反少数族群、种族歧视这些口号,如果成为他总统议程的一部分,那美国本身将面临很大麻烦。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我想是有的。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讨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2004年,亨廷顿又发表一本书《我们是谁》,副标题就是讲美国的国民认同危机。这本书上预测,随着拉丁裔人口的增加,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这本书甚至说美国有可能分化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亨廷顿当年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更大的威胁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白人越来越少,少数族人越来越多。


《我们是谁》在海外引起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美国国内的影响。为什么美国国内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国内有政治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谈。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实际上这次选举从投票的人口构成上看,特朗普的胜利就是白人的胜利。从比例里看,白人群体中无论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还是教育程度低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大部分人都投给特朗普。人口结构变化是美国最大的社会变化。所以如果特朗普走发展经济的道路对美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特朗普让美国走上了社会分化这样一条路,那就很危险。


莫道明:郑老师说得很对。特朗普现在是右派,右派最极端的时候就会是以前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特朗普会不会把矛头指向少数族群?特朗普会怎样促进资本的转型呢?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他所说的“社会运动”的内容,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明确。但如果发现社会运动里面以种族主义为标杆,那就很危险。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关切,那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可能在全球兴起。


民粹主义在全世界盛行


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现象已经在世界各个地方以不同方式出现,法国国民阵线现在大受鼓励。德国现在已被西方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了,但是默克尔总理压力很大,因为左派政党的崛起,她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开始在让步了。意大利要搞宪政改革,要公投,这个公投如果成功,有可能又会导向一场脱欧运动。奥地利右派似乎也要回来了。很多欧洲人在担心欧盟的解体。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民族主义一直是他强势领导的工具。


在我们的亚洲,民粹主义也很盛行。印度现在的总理莫迪本人就是诉诸于民粹主义当选的。但今天印度更出了一个印度版的特朗普,即经济学家斯瓦米,他打着反腐败和反建制的旗号而崛起,想在印度造就一个类似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在任何社会,民粹主义已经拥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只要政治人物登台高呼,民粹运动一蹴而就。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格局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在变革,不是说像福山说的那样“历史的终结”了,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


IPP评论:您二位刚刚提到特朗普现象已经延伸到世界各个地方,那中国有没有特朗普现象的土壤,中国会不会出现特朗普现象?


莫道明:从宏观上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得益者之一,但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市场及互联网的推动政策却因监管及反垄断的措施不到位,加上近年来房地产政策的不断失误,已经导致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大滑坡。中国也已呈现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很多社会特征,即中产阶级规模的减少及社会蓝领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以及不健全的社会事业,这可能造成社会不稳。


特朗普现象就是反建制的,我们把它定义为反建制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比美国还强大,美国起码还有占总人口50%的中产阶级,人均GDP四万多美元,而且其民主制度已经经历200多年,体制比较成熟了。并且美国政府有三权分立,它们互相制衡,有社会的制衡、华尔街的资本制衡、州政府的制衡。用福山的话来讲,美国还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过度制度化的社会。过度制度化一方面表明,无论谁上台都很难按照其本意做事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稳定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刚好赶上里根、撒切尔革命,也就是这一波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自身从全球化获得了大量的好处,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权利不平等,以及社会的高度分化。中国现在是基尼系数很高的一个国家,是少数几个高的国家之一。其实不谈本质,从现象来看,美国有的那些现象中国也有,比如社会分化、收入差异、阶级矛盾等问题。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更小,不足30%,基本上还是一个无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花大力气扶贫,但底层社会还是很大,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但和美国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领导层能够掌控民粹主义。


郑永年中国不仅存在收入分化的现象,意识形态的分化更严重。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左右派两个极端一直在争斗,多年来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状态,双方没有对话,只有对峙,而且都把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和判断事情是否正确的标准。还有一个现象是中国现在的知识界在空谈方面和美国的知识界没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知识界长期空谈,无论哪一派都抱着一个西方的理论或者概念不放,搞极端化,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关怀中国真实的经济情况、真实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很多人都在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反建制现象一直是存在的。


中国知识界总体上都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喜欢空谈也有其他无奈的根源。但是不管是怎样的根源,空谈是一个事实,这种空谈对决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很多政策现在越来越脱离现实,目标制定得很好,但是一旦要用政策去将这些目标付诸实施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政策甚少是非常成功的,无论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


莫道明:中国这几年的经济下行,增长率从两位数跌到个位数。现在还可以吃老本,但是再往下去呢?十八大以来,中国进行的反腐败运动老百姓是全力支持的。但经济发展仍然很重要。现在基层社会已经在变化了,老百姓如果长时间感觉得不到好处,他们的心态就会很快发生变化。现在的老百姓都很现实,在一定的环境下,他们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就会表达出来。中国和美国、欧洲社会唯一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差别只是政治人物是否去动员、诉之于民粹主义。


如果一旦内部发生经济危机,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民粹主义就很容易凸现,并且很难控制。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


保护中产阶级,完善社会保障,善待企业家


IPP评论:既然中国也存在特朗普主义的土壤,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莫道明:首先这里面要充分估计到全球性民粹主义运动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叠加影响。尤其要认识到特朗普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假如他说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产品多收45%的关税——哪怕是20%或者是15%,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加工业的利润本身就低,附加值不高。美国更加不可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也很可能会加大对欧盟施压,或者不是放弃TPP而是将其修改成其它贸易规则。特朗普强调再工业化,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和利率政策的调整,把全球资本吸引到美国。这些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资本净输出国,而中国本身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资本。


郑永年:特朗普的地缘政治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朝鲜问题,东海或者南海问题。美国一旦强硬,中国肯定会有强烈的反应,这就会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烈反弹的机会。我们还要充分估计到,中国搞了那么多年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还是建立不起来,外贸依赖度还是很高。如果国际资本撤回美国的话,中国怎么应对?毕竟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特朗普还说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些都不能低估。


莫道明:不管美国怎么变化,解决好自己国家的制度建设、保障国民的安全和财富增长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加大再加大社会事业及保障体系的建设,来提高中产阶级的稳定性;保障企业家、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促进民间投资的真实增长,改善资本外流的趋势。我们必须要改善法治环境尤其要坚守法的精神,不仅重视立法,执法的合法性和程序对国民来说更重要!这是弥合政府与社会分层的底线。


中国的资本市场、互联网业,我们以前也强调反垄断,但因为监管不到位,金融和互联网又出现更大的垄断和挤出效应,产生了经济脱实向虚、虚拟化的问题。再加上房地产泡沫,中国的实体经济越来越难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生存,而中小企业是就业最大的来源。由于法治不完善尤其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的执行对于外资企业实际存在的不公平,外资加速撤离,加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减少,欧洲的也在减少,中国的有没有增加?我想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增加,但非常缓慢。现在随着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出走,中产阶级的规模说不定会减少。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又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今后经济不能可持续增长,中产阶级数量会下降得更快。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欧美的中产阶级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所以首先我们要想方法,不仅把中产阶级做大,而且要建立保护中产阶级的社会机制,按照国际经验就是社会政策,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租房这几大块。但很可惜,中国这几块,这些年来没有大的进步。在全球转型期,做好国内社会事业才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和谋得先机,在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面临转型的谋划中抢占先机。


郑永年:我觉得道明提的几点非常重要。很多事情上,主动权不在我们这边,那中国本身能做什么?中国现在社会政策没有大的进步。更糟糕的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一向是属于摧毁整个中产阶级的因素,因为它一直在制造泡沫。房地产这样下去对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没什么帮助,只产生巨大的压力。我想正确的做法是保护中产阶级,一要完善社会保障,二要善待企业家。


回顾历史,很多人现在对国内的市场经济很痛恨,把实际上权力对市场的扭曲误认为是资本造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走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而平衡的道路,即把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以是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使得以前非人性的资本主义转型到比较人性的资本主义。这是欧洲的道路。但是后来福利社会过度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经验地看,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还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


苏联、东欧当年走了一条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形成了计划经济、官僚资本主义,但没有实现可持续,最后就解体了。所以,我们要纠正资本的弊端,同时也要善待资本。我们现在对企业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很不正确,非常粗暴。为了纠正以前的政商关系,现在形成了政商之间的对立。一些地方,为了达到反腐败的指标,毫无原则地侵害企业家的利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因为很多方面的制度不到位,很多企业家是有“小辫子”的。如果要抓这些“小辫子”,是可以抓的。


问题在于,我们要确立的是新制度和体制,而非把责任全推到企业家个人身上。一些地方过度政治化的做法已经促使企业家产生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感。这个局面要尽快改变,不改变的话,企业家出走速度还会加速。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资本家拼命往外跑。就高层而言,中国的政策对企业家是采取统战的态度的,不仅承认企业家的作用,而且还鼓励他们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但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感到恐惧,人身没有安全,财产没有安全。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因为以前中国改革开放很多机制不健全,也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政府总得解决问题。如果不能依法保证其安全,企业家群体不作为的话中国经济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是发展经济的主体。


以前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靠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外资这四块一起发力,创造中国最初的经济奇迹。现在国企和地方政府都不作为了,外资撤退很普遍,比如李嘉诚。现在民营资本也一样。


莫道明: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生一个外在的控制不了的因素,经济就会发生重大危机。中国现在社会结构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危机。以前广东说要对企业家暖心,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做的非常不合适,根本不理解中央的意思,总是给企业家群体制造很多问题,没有大局观念。有些人更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到处侵害企业家的利益,这怎样让企业家感觉到安全?


十八届六中全会已经出台了两个文件,强调反腐败必须从社会运动转向法制和法治,转向真正意义的制度反腐。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企业家才会感觉到安全,地方官员才会感觉到安全,外资才会感觉到安全,他们才会回来。


不管怎么样,下一波国际的竞争还是对资本的竞争。哪个国家能可持续发展,能复苏,能改善社会环境,关键取决的还是经济发展。特朗普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他就会很糟糕。俄罗斯如果发展不了经济,光靠外部的民族主义,也会很糟糕。中国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也会是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得对,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政治怎么搞也搞不好,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


郑永年:此外,中国的民粹主义会不会转化成对外的民族主义?这也是有可能的。以前中国倡导公共外交,但现在的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通过媒体的公共外交)变得相当民粹化,而且都是情绪性的。一个国家甚至只是一届的领导人对你好一点,你就把这个国家捧得高;一个国家跟你利益发生冲突了,那就全民起来诅咒那个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社会层面对待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毛泽东以来,中国一直就反帝国主义。现在是不是也要预防美国、欧洲、俄罗斯当然也包括我们也发展出帝国的趋向?近代很多帝国主义是因为内部强烈的民粹主义促成的,民粹主义延伸到国际社会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就是帝国主义。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首先要预防特朗普现象在中国蔓延和扩展。民粹现象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强烈爆发出来。其次,我们要认清国际环境,到底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现在中国政府制定的全面实现小康是最重要的,方向是对的。“四个全面”的目标非常吸引人,但怎么真正实施下去?如果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可以全面实现“四个全面”的内容。但如果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我们应该要对国际形势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力,不要总是很惊讶。明年欧洲会发生一些很大的政治变化。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变化的阶段了。在西方制度构架下,政治永远是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反应,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这次特朗普主义也是对资本的反应。那么中国又是怎么样?中国和西方刚好是两个模式,西方是资本占了主导的地位,资本主导政治,如果政治不能规制经济就会发生危机,而中国是另外一端,政治完全主导经济。但如果政治主导一切,经济社会那一端得不到平衡,那就要发生变革。说来说去,是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怎么平衡的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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