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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占中”判决与香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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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2-22

编者按

2014年负责“占中”清场的7名香港警察全部被判入狱两年。判决一出,便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两地引出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基本上呈现截然相反的两个立场。“占中派”或者广义被称之为“民主阵营”的香港政治力量欢迎雀跃,士气大增,而建制派和很多香港民众认为这个判决不公,对这几位警察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无疑,在这个判决上,香港社会高度分裂。这个判决的政治大背景如何?对香港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IPP评论和郑永年教授进行了讨论。郑教授认为,在香港社会已经多年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这样的判决并不令人意外,但判决则会对香港社会从而也对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




01

判决的公正性



IPP评论:您对这个判决如何看?是您预期中的吗?


郑永年:如果从香港法律部门这些年来所做的诸多判决的经验来看,这个判决并不意外。如同其它很多判决,不难看到,香港社会对判决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对很多人来说,既然“占中”是非法行动,那么警察的“清场”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尽管执法过程中会有些过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香港的“占中派”或者泛民主阵营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占中”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他们占据着政治道德制高点,因此警察的行为是“非法的”,至少是非道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群体对判决的看法是有立场的。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取决于人们的立场,这如同其它任何司法判决案件那样。


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切的是这个判决是否公正。一个公正的判决不见得能够让各方都满意。警察如果过度执法或者执法过程中过度使用暴力,那么也可以构成犯罪。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认为在这个判决上包含了太多的道德或者政治因素。早些时候,法官在判决冲击政府广场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时,就认为此案和其它刑事案不同,因为这些年轻人是处于“良好”的动机,即追求民主与自由,因此就轻判了他们。


同样,“占中”过程中那些袭击警察的也只判了非常轻的罪。并且,到现在为止,香港律政司并没有起诉“占中”的组织者。现在,反而维护法律秩序的警察则锒铛入狱。人们也会问,这些警察也不是年轻人吗?他们执法也是在维持社会秩序呀!为什么判刑严重?如果仅仅从判决本身来说很难说公正还是不公正,但很难不让人把这个判决放在整个“占中”运动中来看。至少,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判决和早先的一些判决是有双重标准的。


02

司法的政治化



IPP评论:也就是说,这个判决有政治考量,或者被政治化?


郑永年:是的。对很多人来说,有足够的理由去作这样的质问。就法律来说,香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执行的是英美法律体系的判决法。在这个法系里面,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表面上看,英国法官杜大伟在判刑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例如他认为,这些警察的控罪严重,以两年半为量刑起点,但考虑这些被告是初犯,服务社会,失去长俸及“占中”时所承受的压力,额外减刑半年,总刑期两年。


但我这里更担心的不是这个层面的政治化,而是香港整个法治体系的政治化。不去说别的,围绕着“占中”的一系列司法判决可以看出香港法治体系的政治化。司法已经政治化,政治或者道德判断高于法律本身,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rule of law,而是rule of politics


在一定程度上,孟德斯鸠所说的“法意”在香港已经不再存在,香港的法治只是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占中”被视为“良心”的体现,反中、反政府都被假设具有“良好”的动机,只要追求民主自由,做什么都具有了道德意义;同时,政府和警察一方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行为被视为“邪恶”。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思维主导了司法领域,那么司法判决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03

法治的倒退


IPP评论:香港曾经被认为是法治的典范,会什么会变得那么政治化?这和九七回归有关吗?


郑永年:当然不是,但回归之后,各种因素加速了香港的政治化。香港的政治化是从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开始的。彭定康之前,港督都是专职外交官和公务系统的人才,他们的任务就是管治香港,以“非政治”的方式。但彭定康要把西式民主引入香港,政治化变得不可避免。彭定康是政治人物,当时在英国政绩表现不佳,就被派往香港。不过,彭定康也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今天的彭定康要比当时任命他的英国首相还有名,还不时出来“指点”香港问题。


回归之后,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想把香港政治化。“两制”表明香港维持原来的体制,中国大陆不会把自己的体制推广到香港。如果要改变香港的制度,那么势必政治化。但是结果与原来的设想相反,香港反而大大政治化了。


对“一国两制”的制度,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和大陆经常有不同的解读。对大陆来说,重点是在“一国”,只要你在“一国”之内,你去实行你自己的制度;但对香港来说,重点是在“两制”,“一国”表现得虚无缥缈。正因为这样,没有多久,香港的发展对“一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到今天,香港甚至有一些人开始闹“独立”,要把香港从中国独立出去。我想,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局。当然,对大陆来说,“一国”是最底线,因此近年来也开始强调“一国”的重要性。不过,对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来说,已经不能接受中国大陆所规定的“一中”了。


IPP评论:是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您上面所说的情况表现在各个领域,可能以后也会继续,甚至更为严重。


郑永年:当然不是整个香港社会。香港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这样看。尽管“独立派”或者“反中派”是少数,但他们的声音很大。他们获益于现在的社交媒体、香港和国际反中力量的支持,还有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状态。



04

战略背景的变化



IPP评论:既然“一国”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没有相应的举措来促成事实上的“一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法理上的?


郑永年:我想,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地位和“一国两制”的设计是有高度考量的。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为什么不解放香港而是要把它留下来?当时毛泽东一代的考量是,留下一块香港,把它作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连接点,对国发展是有好处的。要知道,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下。香港也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把深圳作为开放的典型也是这个原因。深圳是香港的邻居,可以从香港学到很多东西。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也是这个思想的延续,既能保证香港的稳定,也能继续学香港。


如果香港能够顺着原来所设想的方向发展,那就没有问题。问题是,现在事实上并非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和香港两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地缘政治上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尽管国家得到了统一,但因为贫穷落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很弱,国家要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但现在中国已经崛起,并且崛起速度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期。在这个过程之中,香港对大陆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除了主权意义之外,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现在中国可以向全世界各国学习,不管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会容许香港和自己的对立的,更不容许其所谓的“独立”。


而香港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国两制”50年不变。当时香港很多人认为50年后不是香港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回归香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很快会资本主义化和民主化。但结果不是这样。中国的确崛起了,但中国仍然是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不是一些香港人所相像的中国,这使得一些香港人变得焦虑起来,闹起了反中和“独立”。



05

一国两制的教训



IPP评论:的确,如果对比大陆和香港的变化,今天香港的状况不难理解。但是,这也是否可以说,大陆对香港的政策也有反思的地方,就是没有根据形势而与时俱进?


郑永年:我想是的。我们这里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例如我们对九七回归的理解不是那么确切。九七年香港的确回归了,但回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九七回归并不是这个过程的结束,而应当仅仅是开始。九七前,回归是和港英当局的谈判,而不是和香港的谈判。再者,回归是法理上的回归,并非事实上的。从法理回归到事实回归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一些人认为是回归完成了,掉以轻心,对香港问题重视不够。


在“回归完成”的心态下,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去做。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没有发生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二战之后,很多亚非拉国家从前殖民地独立出来,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香港没有经历任何意义上的“去殖民地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一国两制”,既然是“两制”,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变动原来的体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里所说的认识问题,即认为回归完成了。


不管怎样,缺失“去殖民地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到今天为止,无论是香港的思想还是制度体系都仍然是殖民地的。这是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影响思想领域的教育系统、传媒,制度领域的法律和安全等,还是没有在香港本身的掌控之下。


当然也有人认识到了这些。因此,香港也曾经努力推行国民教育运动或者试图通过“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但都没有成功,或者内容过于左倾或者方法手段过于简单。有很多做法不仅泛民阵营不满,连香港的爱国力量或者左派也不满,大陆经常处于两边不讨好的困境。



06

香港需要一场“去殖民地化”运动



IPP评论:您似乎对香港的前途比较悲观?


郑永年: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人悲观的。中国大陆那么大,香港那么小,前者很容易消化后者。悲观的只是,如果情况不变,以后不仅香港内部而且香港泛民派和大陆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会不断,甚至恶化。


IPP评论: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前途在哪里呢?


郑永年:因为我对新加坡比较了解,我觉得香港应当学新加坡进行一场有效的“去殖民化”运动。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原来英国的殖民地。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学西方学习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去殖民地化”最好的国家。新加坡把原来殖民地的很多好的东西尤其是制度都很好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广大,建立了法治制度。这和新加坡在独立之后进行的以自己为主体的“去殖民地化”运动有关。


李光耀不仅反对左派政治力量,而且也清理殖民地因素。前者一直引人关注,后者经常被忽视,但对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至为重要。新加坡花了巨大的努力确立了自身的教育、安全、外交、国防等等国家基本制度。香港不是不能保留殖民地一些好的制度,但因为没有“去殖民地化”,从来就没有确立以自己为主体的制度。


同时,香港也需要培养一批政治人才和政治家。香港的问题出在政治,而非其他方面。九七回归前,香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和香港人没有关系,港英当局说了算。但回归之后,一旦要港人治港了,就发现香港没有政治人物。在没有政治人物的情况下,就从公务员系统找人才,结果更导致了公务系统的政治化,影响管治制度。



07

香港需要主动的变化



IPP评论:这么说,香港必须引入政治变化了,甚至是巨变,而大变必然具有不确定性。


郑永年:是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引入政治变革的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香港社会自下而上地在迫使政治发生变化。反中和“独立”的力量不仅出现了,而且仍然在发展,这些不是大变化吗?如果不进行主动的变化,那么最终还会被迫变化。而被动的变化还不如主动的变化。变化必然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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