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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国崛起系列(六):中美如何共建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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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4-17

前面已经讨论过,讨论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中美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探讨,也即是: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


即使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并非只是双边的事情;两国关系如何处理,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且也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


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先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西方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战争多于和平,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极其悲观。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很自然会演变成国际冲突。这么多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一些表象上看,这种担忧似乎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近些年来,在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而这些国家的行为又导致中国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的确,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和其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的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也就是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那么也不致于导致两国的公开和正面的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那么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战略力量的分化和重组。


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长文,宣布 “在中东地区耽搁十年之后,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至今,美军与亚太盟国已进行了近30场不同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此外,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南海之争”、以及创立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均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体现。


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走过三十九年。在这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中国如何做?这里首先要对今天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作科学的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所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中国才可以决定自己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明了应当对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前面已经指出过,历史上,帝国的形成对帝国内部各个地方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贸易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就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的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国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美国可以说起到了远较从前的帝国更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波全球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英国发生了“撒切尔革命”,美国发生了“里根革命”,主要内容是经济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监管和规制。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过,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前,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并且程度并不很深。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扩展到全球。这与美国的推动分不开。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其基本原则包括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于1920年代。1970年代末,该流派广泛传播,成为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典之作”。


“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外一个角落产生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例如北朝鲜,今天不管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问题:全球化如何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面临着怎样的困局?为什么这些问题美国及其盟友很难得到解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过程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远较一些中等国家的大。


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其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1970年至201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图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那么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金融资本驱动着全球化,而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行为则是货币化。中国所说的GDP主义实际上也是今天各国政府所遵循的原则。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如前面所说,全球化导致了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也面临困局。


中产阶级一般指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的人群。因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世界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报告显示,全球中产阶层成年人的数目由2000年的5.24亿人增加至2015年的6.64亿,相当于成年总人口的14%。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人


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中产阶级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反而导致了西方各国内部政治主权的强化。西方所有大众民主国家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不仅难以产生一个政府,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政策。这方面,欧洲最为典型,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但就是产生不了解决问题的主体,即有效政府。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今天美国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希望再工业化。这一方面会导致美国的复兴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相对孤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注重于其内部建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果相对孤立主义崛起,美国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页岩气是指主体位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天然气聚集。2011年底,页岩气被正式批准为中国第172个独立矿种。


自从因陷入到中东地区纠纷而无法自拔后,美国为避免类似危险境遇,开始考虑能源独立,发展页岩气被当成重要的突破路径之一。此称“页岩气革命”。


2000年,页岩气仅占美国天然气供应的1%,而2011年底已占到30%。分析认为,美国对于进口石油的依赖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也许将扭转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


全球页岩气盆地及储量分布图:


在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都很难像从前那样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在欧洲方面,因为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那里的安全秩序没有出现明显的挑战者。在中东,美国所确立的秩序几乎已经解体,人们不知道一个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在亚洲,美国主要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


但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作大量的投入。美国“重返亚洲”所带来的成本很大部分是要亚洲国家自行承担,这使得美国很难像从前那样对盟国指手画脚。亚洲国家今天需要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非对美国的信任。


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概括地说,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


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为本微信公众号正角评论(微信ID:zhengjiaopinglun)撰写的原创文章。文章首发于正角评论。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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