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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论改革系列之三:反腐败与中国的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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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5-10


编者按:

2017年4月17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演讲文字稿较长,IPP评论经郑永年教授授权,陆续刊发这次重要演讲的全文。今天刊发的内容是这篇演讲稿的第三部分。


01

反腐败与政治寡头


反腐败更为重要。十八大之所以开得很难就是由于当时的腐败。尽管这次反腐败是打老虎和拍苍蝇,但主要还是打老虎。


在政治学里面,人们会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这一类人称之为政治寡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几个案子做案例学习,新加坡是把他们做案例研究的。看周永康、令计划的例子,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横跨中央几个部委,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寡头案例。军队里面的腐败更厉害,徐才厚、郭伯雄两个都是军委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的条件来反腐败。他反腐的条件是历史形成了。我很多年前就分析过,如果他不反腐败,那么这些人在五年、十年之后,无论从利益链条还是制度化方面就会变得非常牢固;一旦这样,腐败就再也反不动了。如果这样,中国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


这里要多说几句乌克兰的情况。大家都认为乌克兰问题是由于北约跟欧洲、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其实不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政治寡头,一些寡头亲俄罗斯,一些寡头亲西方。寡头之争产生了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过,建立在寡头之上的民主是最恶劣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不解决寡头政治问题,乌克兰很难有好的希望。


02

越南与乌克兰的教训


还有一个我非常关注的国家是越南。越南政治会怎么走?前些年,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格局比较好。我们的顶层是实行“三合一”制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合一。越南的顶层是四驾马车。不过,人们发现,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些亲美国,有些亲中国,还有些跟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的情况类似。前几年,因为越南不满中国在南海搞石油钻探,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抗议运动。


后来越南共产党还是认识到了,如果再不把寡头压下去,共产党说不定就要被推翻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寡头的基本政治架构已经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也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怎么改?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研究。


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这个任务要完成。反寡头就是最大的政治。很多人说现在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所有的反腐败都有选择性。反腐败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就是有选择性的,有选择性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怎样走向未来,是搞制度建设,还是个人专权?


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没有做好。大家现在很崇拜俄罗斯的普京,特朗普也崇拜普京。但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即搞激进政治变革。叶利钦时代完全听从西方的,但最终被西方所抛弃。普京有一点做对了,就是一上来就反寡头。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寡头也确实被他反下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普京用新的寡头替代旧的寡头,把不听话的寡头打下去了,扶持的是听话的寡头;并且所有做的事情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现在俄罗斯甚至有人建议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其实,一些人觉得普京就是一个现代君主了。这非常危险。他不是像我们这样搞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探索一条未来的道路;而是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这种做法有些不可思议。


03

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


前些天一位英国非常有名的教授昆廷·斯金奈在北大演讲,讲马基雅维利。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这个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世界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问谁去呢?我认为一个是问马基雅维利,一个是问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是强调个人权威的,而霍布斯则强调要把个人权威转化成为制度。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忽视了霍布斯。霍布斯要建立制度。普京反寡头非常重要,但反寡头之后呢?建立预防寡头的制度也同样甚至更为重要。


现在的中国,主要的寡头都被反下去了,如果发现了大老虎还是会抓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制度建设,预防新寡头的出现和形成。不过,今天,拍苍蝇也变得很重要。从政治的功效来说,现在打大老虎甚至不如拍苍蝇的功效大。


现在社会对一个中央委员被抓起来已经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社会上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比如山东的高利贷事件、四川中学生自杀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群情激愤。所以,人们希望王岐山书记也要把拍苍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霸”——校霸、村霸、路霸、水霸、电霸等等,非常影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改革进程都在进行。但是为什么一些人还是感到不满呢?为什么“改革”一词变得那么敏感?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近来也跑了很多省份,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跟反腐败有关系。首先,反腐败必须进行,因为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如果不反腐败,我们以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过,客观地说,反腐败也会影响下面的很多干部,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为。


04

中国新型政商关系


现在的经济改革深化很难,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是两位数增长,今天的下行是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比较稳定的下行,如果从10%到7%到5%,这样一直下去是非常不健康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实现稳定下行呢?


中国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有一些问题可能只有25%取决于经济要素,而75%取决于政治要素,而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四条腿走路,中央政府始终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真正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但是这些年来这四个主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太作为。我上次去一个地方考察,地方领导跟我讲了一件事,说天津发生大火后,一个荷兰的公司以前在天津,现在待不下去了,想搬到本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非常好的项目。他做完了程序,就让领导去批。领导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这种事现在不要做了,这里有风险。”


反腐败总体上非常健康,但有些地方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下面的互相举报。互相举报是很有效,但互相举报是让大家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为互相举报,大家就互相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制约不做事情。互相举报有很多问题。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有不好的心态,竞争并不是说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来之后,再干活。有些人就希望别人犯错误。这种文化心态也会阻碍我们进步。因此,很多人现在都选择“软着陆”。有些干部说,反正我不干活、不接电话,坐在办公室好好学习就好了。这不是说反腐败本身不好,而是反腐败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又如,政商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需要用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企业家怎么发挥作用呢?以前的政商关系当然不行了,现行的政商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发展出真正有效的新型政商关系来。现在去地方做调查,要跟政府官员吃一顿饭大家都躲来躲去。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规定吃饭的标准。


像新加坡,政府只给一个标准,例如午餐一个人可以用多少钱,晚餐多少钱,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吃饭,是五星级酒店还是大排挡。这样做可能更好一点。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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