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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金融反腐与中国的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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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茗卉 发表于2017-05-16


金融反腐无疑是王岐山上任中央纪委书记以来最不具有争议,但也最突如其来的一场反腐运动。


01

反腐风暴中的金融监管缺失


中纪委在人事任命和组织调整上早有预兆: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本人即被认为是金融专家,其曾在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任职,推动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成立,并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协助广东省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案。


对于中央监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晓红的任命也是金融反腐的重要一环。李晓红曾在华夏证券、中信证券和证监会等多家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中纪委成立了新的组织,包括第四纪律检查室,其特别任务恰是解决金融腐败问题。


2015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姚刚和副主席张育军的被捕则毫无预兆的拉开了金融反腐的序幕,至今为止姚刚是中国证监会内被调查的最高职务的官员。而据说与中国证监会有良好关系的中信证券公司,其八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有六名被捕。


此后中纪委于2015年9月至11月派出视察队前往各大金融机构,包括一行三会(人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两大证券交易所和五大国有银行(中行、农行、工行、建行和交行),约占整个金融体系的70%的金融机构被调查,而同时,来自各大证券集团、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组织的官员和管理人员也被涉及其中。经济学家何清涟评论“本轮证券金融界的反腐,动员资源之多,牵涉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最大动作”。


近日,备受关注的徐翔案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理,这是国内第一宗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的刑事案件,据《财新网》指出,徐翔、王薇、竺勇三人涉嫌在二级市场拉升股价,协助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在大宗交易市场高位减持套现,或通过定向增发后高位抛售,并约定减持低价以及高出低价部分的分成,同时,13家上市公司高管涉案参与合谋。


徐翔是中共党内治理内幕交易等非法活动最早、最突出的案例之一。根据彭博咨询,徐翔的对冲基金-泽熙投资在其被捕之前一年内增长了323%,而同时期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仅为3%。新华社报道,除了泽熙投资,伊士顿国际贸易和华鑫期货的高管利用一套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进行非法交易获利,也被拘留。


作为恶意卖空者和操纵市场者,这些非法交易被认为是加剧了2015年的股市崩盘。自2015年6月12日起,中国股市泡沫的爆发导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在一个月内有近三分之一的损失,约有1400家公司(超过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一半)为止损而申请停牌。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来稳定股市,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21个证券集团,通过停止IPO,为经纪人购买股票提供国家资金,对持有公司股票超过5%以上的股东实行6个月的禁令出售其股票等尝试以阻止股市的进一步下跌,但股灾依然无可避免。


2015年8月24日上证指数下跌8.49%,导致数十亿美元的亏损。8月25日损失也超过7%,被评论员称为中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从2015年6月12日至8月26日上证指数从5178.19下跌至2850.71,深圳指数从5380.43跌至2952.01。两项指数均下跌约45%。


徐翔案和2015年的股灾揭露了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平衡,二者之间存在着非法业务联系,甚至相互勾结,而这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和受监管主体之间存在着人员的相互流转所造成的。一行三会为提高其员工的专业素质和部门的监管水平,往往招聘在资本市场里已有丰富经验的专业管理人员;而各大证券和保险公司也常常吸纳离职或者退休的一行三会官员,以期望利用其政策上的敏锐度和强大的人脉网络来增加业绩。


02

人员流转与金融市场的腐败


这种人员的相互流转从组织管理上无疑为金融市场的腐败增加了可能性。监管机构转职的高管将利用他们的人脉、知识和经验从市场交易业务中获利。这种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会流转严重破坏了交易市场公平性的原则,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之间的流转使得腐败关联具有隐蔽性,增加了腐败暴露的机会,加强了腐败案件侦查的难度。


如何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作用,进一步改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也一直是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从结构框架上而言,中国现有的“一行三会”模式在去年应对股灾中暴露出了缺乏协调等弱点。自2003年以来,“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以垂直方式管理其指定的金融市场或部门,同时央行负责宏观经济调整和金融稳定。目前,这种垂直监管体系不能适应金融部门的快速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缺乏信息共享和缺乏组织间的统一协调。


此外,金融机构各种形态的综合经营实际上已突破了分业经营的格局,呈现出规模扩张、跨行业渗透和产品结构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在这种发展趋势下,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监管的体制难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不利于维护金融稳定,而同时监管协调的压力增大,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下降。


2016年初,中国金融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刘鹤撰文批评金融监管不利,中国正处于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文章明确提出金融监督和监管要有高度的金融风险警惕性,提前预判,同时应该“有牙齿”,避免家长制。他呼吁“一行三会”应发挥更大和更有效的作用。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通过建立更有效的协调监督机制,改变现有的分散制度,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2016年1月13日,国办已经将国办秘书二局六处独立出来设立金融事务局,主要负责协调金融和经济监管机构工作,主要涉及“一行三会”的行政事务协调,但不涉及具体业务的执行落实。中国农业银行前副行长李振江出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


03

反腐风暴后的金融改革


拉德认为,中国将越来越面临财政限制,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经济增长。鉴于投资资源的巨大需求,以及进一步提高储蓄率和高年龄收入的空间很小,唯一的选择是改革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而金融部门是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所需的基本服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转型期市场经济至关重要。郑永年指出“金融产业的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总体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判断问题,即对金融产业和其他经济领域关系的判断问题”。


中国的金融部门拥有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必要组成部分: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及支付系统。在行政上,有一个中央银行,三个监管委员会,地方政府,以及在职能上,有信贷机构、融资机构、交易平台和注册和清算组织。在这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中,政府对金融体系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管理金融市场,规定利率、汇率,并通过配额控制贷款数量。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但他们大多依附于正规金融系统,其地位与角色严重受控于监管政策。

中国大多数金融中介是通过银行进行的。2011年,银行资产为11, 32875亿元,占总资产的93.73%。保险和证券则位于第二和第三位,分别占总资产的4.98%和1.30%。而今年虽然银行对总资产的比重略有下降(从2011年的93.73%降至2015年的91.27%),但银行业仍然是金融体系的主导,占总资产的90%以上。


银行体系也集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管理银行资产总额的一半左右。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四家国有银行(工行,农业银行,中行和建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的最大股份。超过50%的金融资产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共同控制。事实上,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一致行动。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监管和管理工作由中央银行负责,之后任命为中国投资公司,其主席是财政部原副部长。因此,中国一半的金融体系由财政部控制。另一半来自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


银行业的金融主导地位意味着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主导。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者的比例关系,即可反映金融结构,也可反映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程度。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相对成熟,体系结构趋于稳定,直接融资比例接近70%。


而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主导型”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也经过转型不断趋近于“市场主导型”国家。然而,我国是、依然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通过银行间接融资主导金融体系,占总量的70%以上。而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提升,但依然不足30%,同时这一比例的上升,主要来源于企业债券融资额的大幅上升。


04

金融体系的债务风险


间接融资意味着作为主要中介的国有银行具有授权债务的决策权,而往往他们较倾向于支持较大的国有企业。据报道中国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偏好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生产力日益低下,逐渐成为僵尸公司,而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债务负担和风险。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倾向于支持较大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中小型企业(SME)虽然对于促进GDP增长至关重要,但在获得资金方面面临困难,不得不采取自筹资金或遏制贷款。


反过来,它刺激了近年P2P贷款的增长。2015年4月,李克强在与主要金融机构领导人会面时突出了融资困难和高财务成本。尽管银行取消了大部分收费,但仍有超过20类收费和费用。他说明,当平均公司利润率仅为5%时,大部分贷款利息高于6%。


金融系统的不足之处正在通过一系列不断的政策变化来解决。自2012年以来,新领导层认为长期压制的股票市场是重新分配财政资源和减少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的战略重要途径。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体会议鼓励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计划将目前的基于批准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制度变为股票市场中的“注册为基础”制度。2013年党的三中全会的金融市场改革目标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化的金融部门,使直接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2013年12月2日,中国证监会宣布IPO改革计划,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实施连接香港和上海证券市场的试点计划。2015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进一步大幅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财务结构的意见”。中国保监会阐述了三个问题,以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企业的杠杆比率,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


此外,自2013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表现出更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它规定国家应深化经济改革,确保市场力量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资源分配。然而,对银行部门损失的关注拖延了利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在遏制金融腐败后,中国政府计划改革资本市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然而,中国的金融改革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不仅涉及金融自由化,而且涉及金融体系结构和职能的重塑。同时随着中国加速金融自由化,其金融监管和金融监管的疲软变得更加明显,内部交易和租金猖獗,损害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来处理金融犯罪。




*  本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研究助理于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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