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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粹崛起:民主的衰落还是自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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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冬涛 发表于2017-05-26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特朗普新政的展开、欧洲各国右派政党在选举中不断获胜,东西方学界和舆论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就是这些政治“右转”现象所揭示的西方民意右转。这一波的民意右转,因其引人注目的反主流、反政治正确、反建制、反传统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支持强人政权、支持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等特点,被冠之以民粹主义的称号。


01

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衰落


对于民粹主义的崛起,学界都看到了它对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民主自由秩序的挑战,更有论者认为这代表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将逐渐失去对非民主国家的制度吸引力。


笔者对此的观察却发现,虽然西方民主制度长期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此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民主制度衰落的结果或表现。民粹主义所挑战的,从本质上看也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在笔者眼中,此次民粹主义崛起,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长期扩张后,引起社会相对弱势群体、同时也是文化观念上相对保守群体的反抗。从本质上讲,他们挑战的是弥漫于各个领域、正试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观念。


从比较狭义的视角,笔者把民主制度看作一种制度性工具,它的民主性决定了它在各种观念和思潮面前具有中立性。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所确立的各种渠道进行表达,如通过多元媒体进行发声,但如果要实施某种观念,就要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让自己的观念进入国家机器,如政府、国会、法院等,成为国家认可的制度或法律。


民主制度为所有人提供的最基本的政治参与方式,是各种公职人员的选举,如总统和议会选举,让老百姓通过透明度高、竞争性强、程序公正公开的选举,把符合自己观念的候选人选为管理国家机器的公职人员。所以,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中立性的制度,既允许自由主义观念的表达和实施,也允许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观念的表达和实施。认为民主制度表达了我所支持的观念,就代表民主制度很健康,表达了我所反对的观念,就代表民主制度很糟糕的看法,事实上是反民主的。


从民主选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还是欧洲右翼政党取得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席,甚至拿下国家元首大位,都是通过民主制度下的正常选举过程实现的,并没有打破民主制度的选举规则,选举结果也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有效,同时被国际社会接受。


当然,民粹主义政客在选举中比自由主义政客更多地借助谎言、偏见等负面选举手段煽动支持者的热情,但民主制度同时也为自由主义政客及其学者提供了各种反击的渠道,甚至造成民粹主义政客在传统主流媒体上一直处于劣势,只能更多地借助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手段来发动民众支持。所以,整体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在民粹主义崛起过程中,实现了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保证了观点的多元竞争、选举的公正公平,并无衰落之相。


02

民主制度对民粹主义的制衡


民粹主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民粹主义政客的偏见、傲慢和威权作风,确实对民主制度造成一定冲击。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有效制衡,使他们的极端政策得不到实施。这种制衡在特朗普新政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例如,他限制七国公民入境美国的“禁穆令”受到法院的抵制,而得不到实施;他否决奥巴马医改方案后提出的新医改法案,在国会被否决等等。


可以预见的是,此波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不会像二战前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时一样,对民主制度形成实质性破坏。民粹主义政客在台上表演几年之后,很可能在下一届选举中被选下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民主制度如铁打的营盘并无衰落,各色政客起起伏伏只不过如流水的兵一样。


从制度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发生特别有利于民粹主义崛起的变化,反而长期被信奉自由主义的精英群体垄断。民粹主义的崛起,其实是对这些精英群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不断追求更高程度自由化的反抗。民粹主义挑战的是高度自由化,并不是民主制度,而且是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对高度自由化进行挑战。


在当今西方世界,自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在主流精英群体眼中,自由已经代替了上帝引领人类的角色,甚至成为心目中新的“上帝”。在此我们不必引用学者们关于自由的高深定义,可以用普通人的视角,简单地把自由看作限制的减少。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发展轨迹,就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自由化程度的快速扩张和提高,或者说,是各个领域中传统限制的急剧减少。


03

民粹是利用民主反自由


在经济领域,最典型的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国内经济私有化、去管制化,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实质上是减少对资本、人力、技术、产品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在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不但追求经济一体化,而且大力推动政治上的一体化,实质上是打破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国家界限,实现两者在欧盟范围的自由化


而在社会文化领域,自由化的表现更是林林总总,遭到观念相对保守群体的广泛抵制,其中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包括:因为减少移民限制,造成外国移民大量增加而带来的文化和宗教冲突,因为减少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的各种限制,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学生性教育多元化等,而引起传统观念人士的抗议等等。另外,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族裔权利保护等广受主流政客接受的政治正确观念,都追求减少对女性、非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的各种限制,从法律上给予他们更多自由权利。


从信奉自由者的角度来看,以上种种自由的扩张与提高,都显示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是民主制度存在的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反对追求自由的人都是未受启蒙、不开化的时代落伍者。可是从支持传统观念的人士看来,自由的大幅度扩张所带来的,在经济上是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在政治上是祖国主权的衰落,在社会文化上是自己所熟悉、所珍视的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


这些人通常是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年龄相对较大,技能相对较差,住在中心城市之外,从事传统产业的多数族裔中的普通人。从族裔来看,他们虽然属于多数和强势群体,但从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却属于相对弱势群体。从利益方面来看,他们非但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受惠者,反而往往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从文化认同方面来看,他们并不支持很多政治正确的自由进步观念,如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LGBT运动、同性婚姻、多元性教育等等。


在自由成为西方最高的政治正确的时代,对自由化扩张持异议的相对弱势群体,只能把自己的“政治不正确”想法默默埋在心里,等待着代表自己想法的政客和政党出现。


所以,西方过去几十年各个领域自由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为自己积累了潜在的反抗力量。特朗普等民粹政客有效地发动起这些反抗高速自由化的力量,通过民主制度提供的选举手段获取管理国家的权力,力图遏制各个领域自由化的速度。在西方民粹主义者眼中,自己国家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多了,而是自由太多了。可以说,民粹是利用民主反自由,这反映的并不是西方民主的衰落,而是自由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祁冬涛教授。文章发表于2017年5月4日《联合早报》,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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