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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世界性的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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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6-02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近几年理论界和智库机构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其中,2016年6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提出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个世界级城市群的概念,而且是推动南部中国乃至整个中国更加开放的一个世界性平台。因此,他建议,看待“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有世界眼光,在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的时候,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发展,而且要着眼于中国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书写规则。


《南风窗》记者近日专访了郑永年教授,请他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


01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整合


《南风窗》:今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可以说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意志”。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而外部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义?


郑永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珠三角的发展不仅是广东省的事情,是要带动南部中国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统一市场建设和下一步可持续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过去我们是“数量经济”的发展,那么现在就是要追求“质量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人均GDP8500美元左右,要继续提升,迈入高收入国家,以前的低附加值的发展方式肯定要改变,要探索“质量经济”怎么发展。包括自贸区试验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都是要探索这个问题。


第二是,我们要意识到国际的大环境,表面上看是出现了全球化的逆转。这主要是西方国家引起的,但背后表明的是新一轮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本的竞争。美国以前是资本净流出的国家,现在特朗普搞的那些动作,也是营造国内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美国资本回去,也吸引国际资本过去。


中国现在看似不缺资本,但缺优质资本,即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资本。那么我们要考虑,未来几年,当美国营造一个更好的吸引外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很大。我们怎么做?当面临着资本流出的压力的时候,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当然必要,但只是防卫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对资本的管制越严,对优质资本的吸引越少。中国怎么样和美国、日本等等竞争国际优质资本,需要深入思考。中国正处于最需要全球化的时候,一方面吸引优质资本,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也要走出去。对付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只能是更开放。


大湾区首先就是针对港澳地区的开放。


《南风窗》:第三个层面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特殊的地方吧,就是与港澳深化合作的问题。以前也出台了不少贸易安排等等,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与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合作上如何“创新”?


郑永年:我认为,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不仅通过经济上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国家的整合。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思路,与港澳不仅是经济整合,而且考虑要不要建立共同的社会政策市场、共同的住房市场、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等等。所谓深度融合,就是要互动起来。仅仅是生意人之间的互动,没有社会层面的互动,那就还谈不上深度融合。过去融合的瓶颈在哪里?是仅仅限于或者主要限于经济和贸易层面,而社会层面的整合做得不够,行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整合也不够;少数人的整合注意到了,大部分人的整合我们没有做好。大部分人的整合,就要考虑社会性的福利、就业、住房等等的利益问题。


所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从上述三个层面出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竞争国际优质资本、国家整合。从这三个层面来说的话,“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群的规划,也不仅仅是互联互通和经济整合,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个没有问题,只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深一些,超越以前的只看GDP的方法论。


《南风窗》:超越经济范畴,进入到社会政策的“共同市场”,协调就很重要,所以可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成为“国家项目”。


郑永年:区域整合,如果只是地方去做,那往往就变成只做经济项目,这也可以理解。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有总体的规划,顶层设计的方案和协调只能中央政府来做。我们也要思考,像欧盟主权国家都能做整合,为什么大湾区就做不了呢?欧盟以前是煤钢联合体,后来慢慢做劳务市场等等整合。欧盟规则很好,问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者,“粤港澳大湾区”不存在这个弱点,我们应该比欧盟做得更有效。


02

在发展中书写规则


《南风窗》:如果从开放平台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那么建立什么样的规则就很重要,如何构建比较有利?


郑永年: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不要仅仅从经济层面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原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很自然的东西,可以说是大湾区建设最起码要实现的目标,但大湾区的作用远大于这个。比如你发展什么样的产业,那就要回答要有什么样的规则。大湾区可以探索我们在未来国际贸易体系里面怎么书写规则。


中国下一步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如何书写规则?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从自己做起。当然不可能是关门起来书写规则。像AIIB(亚投行),AIIB当然是个机构,那么多国家认可,就是因为把国际金融公认的好的实践经验结合进来了,大家能够接受。大湾区建设也可以这样,比如汲取欧盟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最佳的实践都看一看,甚至也可以看看TPP是怎么做的。吸收好的做法,以我为主就行了。大湾区建设需要要有这样的开放格局。


这其实就是一个书写规则的过程。


《南风窗》:不过,和西方国家不同,我们现在强调是发展导向,和纯粹的规则导向不一样。


郑永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考虑怎么建立规则的问题。的确,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要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中国现在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哪怕我们书写了最好的规则,可能也很难发挥作用。发展导向不仅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福利,更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福利。我们很长时间内会是一边发展,一边书写规则,发展的过程也是书写规则的过程。美国早年也是这样,像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通过发展建立起规则。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美国的规则为什么有时候别人不得不接受?因为它国内市场大,你和我做生意,当然我来写规则,慢慢磨合和接受。中国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消费市场来书写规则。大湾区作为世界性平台,能够书写规则,背后也是有庞大的消费市场。


《南风窗》:如果从制定规则角度来说,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场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改革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 “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异质性,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一说制度,不需要“政治化”,政治性的内容,比如法治、商业这些也都是一套制度。上世纪80年代,改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开放,实现了异质性之间的整合。自然禀赋是一方面,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优质资本的吸引也是对异质性因素的优化配置。大湾区建设,可以实现不同制度的优势的优化配置。异质性的东西不整合,就容易变成消极东西,而真正搞起来就是优势。自贸区可以和国际实现异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大湾区可以从港澳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做制度配置。


早期的改革有很多异质性,向美国学习、向新加坡学习等等。现在有个瓶颈,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了,也不可能单纯的向哪个国家学习,就可以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所以,改革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异质制度的碰撞产生新的制度,不是单纯的接受,也不是单纯的拒绝。现在很多改革,同质性远远多于异质性,同质性东西的碰撞很难产生理想的效果。而通过异质制度的碰撞产生新的制度,这不就是改革吗?我们现在一些所谓的经济开放行为,实际上是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同质性太强。


不要怕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大家不一样,找到合作的地方,新的东西就出来了。同质的东西只能是物理的整合,异质的东西才有化学反应。


《南风窗》:在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湾区是否可以承担其某种使命?

郑永年:全球化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越来越分化,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从大湾区做起,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建立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模型,先从这个地方试验。如果做好了,有效地实现了内部的整合,其他地方也可以复制,不仅是周边,世界范围内也可复制。“一国两制”,准确地理解,其实也是要通过一国里面的不同制度的碰撞,把“一国”的东西做出来。




*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杂志,该刊记者赵义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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