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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展望十九大之一:为什么今天遇到“改革疲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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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道明 发表于2017-08-24

01

改革开放不再激动人心了


莫道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受益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讲改革开放,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含义是什么呢?修改一下办事的程序,甚至把受理文件的柜台调矮一些都列为改革的成绩,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曲解。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再次明确究竟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开放?针对现在的新情况,十九大后我们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怎样的新内容和含义?这些对中国的发展事业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永年: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谁都可以谈改革开放。但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开放?我觉得理解这两个概念很关键。总体上看,我们今天谈起改革开放,不像80年代讲改革开放那样能够激动人心了。领导高层一直想推动改革。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推出了那么宏大的改革计划,包含了经济、社会、法治和政治等方面,可说是全方位的改革方案。但是一到执行层面就出现问题,往往是执行不力、执行不足,甚至执行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犯了“改革疲乏症”了。


80年代,改革开放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改革可以增进个人、社会、国家各方面的利益。那么今天改革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吗?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有大格局,有整体利益观,但现在每一个部门似乎都在改革,每一个地方政府部门想改革,但为什么人们不那么激动人心了呢?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看到很多改革往往是为了小圈子的利益,甚至为了小圈子的利益才去改革。

因此,我们要分清楚真改革和假改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真的举着红旗带领大家往前走现在一些部门的改革是假改革,是为了自己捞利益或“政治资本”。十八大之前我就提出,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今天,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就改革的落实来说,仍然如此。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生产责任承包制改革,很快就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生态。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刚刚进入社会,改革的确让我们切实感觉到国家和社会都在进步。那时候大家也没有把改革开放挂在口上,更多的是行动。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当他们看不到改革的实际成果时,他们对改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因此需要反思。明年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了。如果我们要真改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要对改革重新定义。如果要理解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或者未来三十年(2049年建国一百年)的改革,我们必须要回答三个问题:78年之前解决了什么问题、78年以来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和需要做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改革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

没有大的格局,人们对改革开放抱的希望就不会大。人们有理由担心改革格局会变得越来越小。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做的事情,哪怕是他们做错了地事情,人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大格局。就是说,他们不是为了私利。现在的很多人,哪怕是做对的事情,人们也看不出他们的格局来。格局决定一切,没有格局就没有改革;没有格局,改革就很难被人民所认同,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改革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那么改革就没有正当性。

莫道明:的确是这样。毛泽东一代基本解决了国家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的问题,建立国家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所打败,国家一直处于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是毛泽东的一代为国家找到了出路。邓小平一代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他的主要理论和实践贡献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国家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提升为面前的中等收入国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到下个世纪中叶要变成民主富强的国家,那就是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但是,如何实现邓小平设想的民主富强的中国呢?邓小平没有具体讲,人们也不能期待一个领导人能够考虑到那么长远的事情。可以说,明了如何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是全社会必须认真考量的。


02

接下来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

郑永年:在经济领域,基本经济制度经过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都已经建立起来。尽管今后可以继续改进,但不会有非常大的变动了。就经济发展目标来说,只要我们基本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能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问题主要还是政治制度建设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接下来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问题。


广义讲,改革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我们讲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但绝对不能忽视政治发展的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要变。以前我们讲发展经济学,但我们有没有发展社会学,有没有发展政治学?事实上是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莫道明:回顾80年代以来的改革。我个人认为当时的改革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最大的格局转移,是政治环境和民众思维定式的改革。改革激发全民投入经济建设的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当时改革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现象,如买文凭、买官位,也有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但是总体格局就是经济建设,国家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因素去发展经济。坚持经济建设路线并不容易,期间也有曲折。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这个基本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第二,以安徽小岗村生产责任承包制为契机的整个产权制度改革。从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了各种经济成分百花争艳。产权改革使社会经济结构朝着更加合理化方向发展,才有今天民营经济占半壁江山,生产力获得解放,劳动生产效率获得提高的局面。刚开始的时候,新产权体制的推行也遇到了很大的政治阻力,是高层的政治支持帮助克服了这些阻力。尤其是对个体户的发展,八十年代的人们还不太能够接受。例如邓小平数次公开支持当时的“傻子瓜子”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竞争,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改革开放让我们引进了资金,开拓了市场,搞活了两大市场,一个是内部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我们利用的资金既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我们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走向跟整个世界经济实现对接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吸收了国外先进的经验,从企业管理经验到社会公共管理经验,中国受益匪浅。我们开放了市场经济制度;开放了企业经济体系的管理,接受西方财务会计制度,把现代企业的制度建立起来;开放了我们对全世界人文的交流,文化的融合进程,这是我们开放的姿态。如同前面各项改革,无论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接轨”,各方面的阻力很大。同样,我们也克服了各种阻力,改革成功了。

第四,改革推进了整个社会事业的进步。在十八大之前,我们逐步建立了全民社保和方方面面的社会事业。即使社保的水平还不那么高,但方向是明确的,使全体国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郑永年:你提到的这四方面成就,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格局,这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内部基础。当时改革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创新,比如说小岗村的农村生产制度。另一个是制度改革,例如为了加入WTO我们就必须和世界接轨”。什么叫“接轨”?“接轨”就是把自己不合理的地方改掉,跟世界先进的学习。那个时候还有“先进”跟“落后”的概念,但现在不提这些概念了,甚至在有一些人看来,好像我们是最先进。现在国内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认为:我们是最好的,西方腐朽没落了。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尽管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但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待西方,西方先进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续学习。没有了这个心态,骄傲自大,落后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邓小平说,中国要和世界“接轨”。“接轨”就是改革陈旧的制度,引入新的制度。邓小平解决了经济生产问题,但是也不能忽视他所创造的政治环境,很重要。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发展的方向感很重要。只要方向对了,即使改革遇到阻力,或者损害一些既得利益,也需要往前走。这样的政党才是“领导党”,而不是“跟随当”,只跟着社会的意见走。


这里所说的政治环境,并不是简单地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了,搞经济建设。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不搞阶级斗争的同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环境,没有这种新的政治环境的配合,经济建设很难成功。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不过那个时候叫“法制”建设。同样,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我们引入了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这也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还有一更重要。尽管邓小平的初衷是经济建设,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政治上的很多进步都是他老人家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些进步的取得也是有目标的,那就是要预防犯颠覆性错误,即防止类似“大跃进”和“文革”这类大错误的再发生。这些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和领导人的个人集权有关。为防止领导人的个人集权,邓小平一代引入了领导人退休制度。在他以前,领导人都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并且被视为是最光荣的

退休制度、年龄限制、领导人的任期、集体领导等制度安排都是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些制度安排对经济建设的正面作用也不可忽视。尽管这些制度规定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它们确实是防止犯重大政治错误的机制。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经过了风风雨雨,但确实没犯过大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可以抱怨我们的政治进步不够快,但也要看到我们没有犯过太大的政治错误。如果和东欧和俄罗斯的转型比较,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03

中国接下来的改革改什么

莫道明:我们的政治制度改革都在扎实推进,不断进步,这种整体的进步是可以感知得到。就算我们经历了不少风波,但我们整个社会的气氛还是往正确的方向走。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接下来的改革要改什么?这必须搞清楚。如果方向错了,再大的改革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市场化和法治两个目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创造改革的条件和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建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有无有助于共识形成的全社会的讨论,不管是务虚会,还是其它形式的?我们的“共识”是否能够支持这样的改革?


我们俩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我们读书的时候,茶余饭后谈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发展,国家跟我们个人的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任何书籍都如饥似渴,生怕自己没学到知识。当时的社会大格局也让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跟国家的发展轨道相连接。现在如果不能把每个国民的命运跟国家的改革发展命运相联系,那么,改革只是少数人的话语体系,这样的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

郑永年:今天看来,80年代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知识分子,大家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感非常重要。80年代大学生跟现在的大学生不一样。也许年轻一代或许认为他们有更大的格局。不过,我觉得我们80年代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正如你所说的,我们把社会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也许是前面几十年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太成功了,今天每一个人的格局都变了,要不变小了,要不重心转移了。以前我们抓住一切机会读书,现在中国人几乎不读书了,唯一读的书就是为了考试的教科书,或者为了赚钱的书,算命的书。一切为了钱。我们现在很多人推崇的主义就是金钱主义,金钱成为了“国教”。我觉得,没有格局是非常悲哀的事。很显然,在没有格局的情况下,没有钱痛苦;有了钱,也痛苦,说不定更加痛苦。中产阶级的“逃亡”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要重新确认我们的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非常好,这两次全会决定的改革加起来一共五百多项。刚刚出台时,全国各界一派叫好。我个人觉得,当时的情况就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情况类似,给大家很高的期待。无疑,这两个改革文件凝聚了大家对改革的期望。十九大即将召开。如果美国的概念来说,就是中国的“中期选举”。这是我们检查成绩的好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过去的五年里,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五百多项改革到底落实了多少项?还有多少项停留在纸面上?有多少项没有进步反而倒退?

莫道明:现在各级干部都把改革挂在嘴上,做一点小小的调整都要“改革”的名义进行。我们会不会把改革已经变成了一种“术”,把一个“术”的改变错误地、或者扩张为“改革”。所以现在别人会说道不足而术有余


04

打着改革旗号阻碍真改革

郑永年:现在一些部门或者官员的改革的确是打着改革的旗号阻碍真改革,或者用假改革代替真改革,忽悠了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这是宏观目标。分解的五百多项改革也是着这个目标的。但我们现在的改革,很难说是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要追求的改革,或许是你提到的“术”。为什么老百姓现在感觉不到改革的意义呢?为什么老百姓感觉到改革的疲乏呢?

举教育改革来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越改越乱?80年代我们引进的西方教育经验,跟现在教育改革引进的西方经验完全是两回事。80年代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好思想,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思想。现在,我们一方面要不西方的思想拒之门外,同时在大力引进西方的评审制度。对西方的思想需要甄别没有错,因为有些思想不适用中国。但西方社会科学中有很多好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但西方的评审制度则不然。


当然,西方的评审制度本身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西方某个领域的东西极端化。引入西方的评审制度我们现在在做最极端的事情我们废除了封建八股,却请来了西方八股,继续禁锢我们的思想。西方评审本身是多元的,百花齐放的,不会禁锢他们的学者的思想。但我们的情况很不一样。一旦这个八股形成,就会变成唯一的方法来衡量学者。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把思想称之为“道”,而把评审制度称之为“术”,那么拒绝“道”而引入“术”反而会使得我们的学术界成为西方思想的“殖民地”。

莫道明:在经济方面也是这样的。以前改革开放是有几个很明确的目标。最早的目标是“两头在外”,引进加工业;第二是搞活两个市场,通过国外市场跟国内市场的对接;第三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特色。相反,在探索过程中,我们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简单引进了西方的金融投机主义,而不是金融体系的开放理念。也就是说,我们把西方的“术”引进来了,但把西方的“道”拒之门外。

在改革开放下,我们引进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不过,我们对于社会服务体系和经济高端的服务产业引进还比较欠缺,比如审计与监督体制、社会建设领域的体制等。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需要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社会治理相一致。


05

打着改革旗号阻碍真改革

郑永年:态度决定一切。以前我们是想跟世界“接轨”,但现在恰恰相反。国内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好的了。2008年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好多人错误判断了世界发展形势,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了。今天,西方没落的声音越来越大。且不说西方是否没落,这种态度本身会促成自己的没落。西方是否没落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西方内部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停止过。再者,唱衰西方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一直有唱衰中国的声音,但既没有阻碍中国的崛起,更没有有助于西方本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样做也会是同样的结果。邓小平做得很好。他对西方很多制度都做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把它们视为是技术手段。他站在宏观的角度,从西方的“道”看到了其背后的方法,通过借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邓小平时代中国也一直进行“反自由化”(即反对全盘照抄照搬西方),也从来没有停止学习西方,正是这种学习,促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和今天的拒绝西方的“道”而只求表面的“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个转折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开始把自己“意识形态化”。从前,我们和西方打交道时,强调“求同存异”,现在我们在大力追求和西方的“差异”。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比以前更强大了。民族主义也好,民粹主义也好,全世界也都在搞。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建设要用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经验为自己服务。不过,现在我们越来越狭隘了。我们总认为西方的衰落就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崛起。实际上,这是两码事。说西方“生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健康,我们可能自己也有问题

中国自身和西方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需要改革。我们在否定了西方普世性的同时,也否定了我们自己的普世性。认为西方的是普世的,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西方的没有任何普世性,也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这是最不可取的

莫道明:是的,我们在否定西方的同时其实也是否定了自己。我们虽然一直提倡要参与国际治理,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人的东西,又怎么参与到国际治理中去?正如西方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我们,我们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西方。只有通过相互的学习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到国际治理中去。


06

警惕“明朝陷阱”


郑永年:的确是。为此,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叫“明朝陷阱”。。明朝时期正好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是第一波全球化的开始。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队去了那么多遥远的地方。且不说郑和下西洋的动力,能够这样做代表着国家的能力。郑和的船队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早了好多年。但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明朝确实很强大,但也是中国衰落的开始。海洋时代开始了,但我们主动跟世界隔离开来了。

莫道明海洋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则把海洋变成长城了,把自己封闭起来,既不让人家进,我自己也出不去了。一些唐宋时期的城市例如泉州在当时已经是世界级的发达城市,但明朝海禁之后,变成了海防城市和军事要塞。今天我们在互联网领域,尽管总书记一再强调,互联网的问题不能“一封了之”,但一些部门处理问题就只有简单的“封”。世界越强大,我们越要走向世界,不能把自己再跟世界分离开来

郑永年:现在我们不只是互联网领域的趋向,其它很多领域都是如此。金融领域就是如此。政府现在在整顿金融,认为金融的过度发展让金融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了。从表面看,的确这样。但仔细想一想,我们的金融过度发展了吗?我们的金融业既没有发展出像华尔街这样的能左右世界金融格局的大投行,也没有发展出能够对中小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的小投行。


我们所谓的金融业就是你前面提高的“金融投机”,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金融体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了以后,真正使得美国走出危机是美国中小银行体系,甚至包括社区银行。但大小两方面我们都没建立起来。

互联网也一样。今天,在这个领域,基本上是中国美国两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的未来仍然不乐观。我们有很多互联网企业,但我们没有谷歌。谷歌失去了中国,但得到了整个世界;百度得到中国,失去了整个世界。因为管制不当,我们的互联网正在变成“互不联网”,如果既不让走进来,也走不出去,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衰落。

明朝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因为它们经济体小,必须跟世界关联才能强大起来。同样,如果今天的新加坡不跟世界关联,马上就会衰败。中国的市场太大,我们是大陆型经济,我们如果与世界不关联,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会不痛不痒,感觉不到衰落。


也就是说,我们跟世界隔离开来以后我们的发展也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个期间世界的发展速度会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现在无论哪一个企业,光是国内的市场,就可以做成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如果封闭起来,我们在变成世界最大的时候正好也是我们衰落的开始,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中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明朝之后的中国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而衰败的。


07

中国正在明朝式自我封闭


莫道明我们今天自以为自己的市场足够大,如果把它封闭起来,那么可能造成我们国家衰落的开始,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担忧的。人们的希望不仅仅是市场的开放,引进外资的开放,而是科技与人文系统应该与世界接轨。

郑永年任何东西封闭就衰落,开放就强大。即使是人种也一样,近亲结婚肯定要衰落,生出来的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世界万物都是一样。今天的人们说宋朝弱,但宋朝其实是了不起的朝代,宋朝是当时跟最强大的蒙古军队对抗最久的国家。蒙古人往西打到了欧洲,往东打到了莫斯科,但进入中原被宋朝抵挡得最久。即便宋朝最后被金国灭亡了,但金国则变成了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依靠的就是开放。到了宋朝,佛教才被真正整合进中国文化。

我对中国经济不是那么担心,因为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贸易国。我最担心是文化,文化一封闭就会导致经济封闭更快。我们现在没有文化的开创精神,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文章居然声称中国是世界上真正实现民主的国家。这就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我本人并不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是最好的,我们甚至可以创造比西方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因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必须是开放的,否则就会落后。但如果我们否定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也等于否定了自己的普世价值。

明朝是海洋世纪,现在是互联网世纪,我们现在的互联网能走向世界吗?我们修筑了“长城”,不让人家进自己也出不去。明朝之后数百年闭关守国,当自己醒悟过来的时候,世界已经不知道发展到何种程度了。今天中国互联网”类似蒙古帝国,既强大又脆弱。中国互联网的增长就是蒙古帝国的增长,野蛮式的扩张,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莫道明我们现在已经不提“进步”与“落后”的观点了,因为我们太自大了。那么,十九大前,你能否寄希望于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对十九大以后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期待?

郑永年:我希望中国的崛起是唐朝式的崛起,而不是明朝式的崛起,学唐朝的开放,而不是明朝的封闭




*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莫道明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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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05100468发表于2017-08-26
    3

    前面思考真知灼见,后面越来越像GOOGLE的代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