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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展望十九大之二:公共政策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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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道明 发表于2017-08-25

01

政府的乱作为

莫道明:不管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政治,我们的目的都是让社会不断地进步,让百姓各得其乐、各司其职,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郑老师期望中国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

郑永年:一提到政府乱作为,大家就会联想到政府在经济上的腐败,但只是在经济学层面定义腐败是远远不够的“乱作为”不仅仅是腐败,好多“乱作为”都是政府官员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政府破坏了社会的自然状态、破坏了社会规律的状态。政府官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强加给其他的组织,也是“乱作为”。其他的组织也是一样,假如商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乱作为”。

莫道明“乱作为”有几个层面的含义。我们打个比方,结婚是私人行为,政府官员如果干预私人婚姻就是“乱作为”,就是破坏了相对平衡。对自然环境、社会公共秩序的干扰,使得这种公共秩序变乱,这也属于“乱作为”。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乱作为”,不是黑社会或者腐败。我们今天想谈乱作为”是指那些扭曲现有社会规范和行为,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的行为。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讨论一下政府的政策群出。政策群出就是“乱作为”的一种现象

郑永年:是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慢慢地崛起了,社会组织也开始自主,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执政党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就有“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就是要承认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并接纳它们。一个社会现象产生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象;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已经产生了,但我们还是不承认,或者要将其消灭掉,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对方,这其实也是“乱作为”。泛政府化、泛行政化就会破坏自然成长起来的秩序。们现在讲治国理政,但基层干部往往错误理解,导致政府管理了太多微观层面的东西。

大禹治水是疏导,去疏而不是堵,如果违背水性去治水肯定要失败。若是按照水的本性去疏导,那肯定会成功。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很费力,却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社会的天性、组织的天性。


02

政策越多,政府能力越差

莫道明:我们在经济活动有太多的规定,比如,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举一些现实的例子,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影子银行及信托资金流动管理;比如我们基于互联网金融 P2P管理。现在经济上的混乱局面,是不是“乱作为”导致的结果呢?

郑永年:现在的局面就是“乱作为”的后果。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因为破坏了经济的自然生态。为什么房地产越改革越乱?房地产本来就地方政府财政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是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的结果;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又用“乱作为”的方式进行整治,这样怎么能整治得好?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救市方案。如果不是把4万亿都给了国有企业并进入了房地产,而把一部分给了民营实体企业,或者当时不容许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也不会产生今天这些情况了。

莫道明:是的。再加上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加上金融机构片面追求高利润,纵容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综合造成了今天房地产市场越改革越乱的局面。为什么房地产领域越来越乱?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任何一部分都是互联的。

郑永年:政策越多,不能说明是政府的能力,可能是相反。有的政策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政策有没有科学性?如果政策本身不好,政策制定就已经乱作为”了。中央政府讲顶层设计,居然有的县政府也讲顶层政策。我认为,在一些地方层面,很多政策本身就是“乱作为”的结果,就是打着改革的名义发自己的财。

莫道明: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之一就是金融。金融风险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银行资产、企业高负债率、政府和银行资本金的杠杆率太高,还有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平台的乱集资现象,大量债务违约等。最近北京出现的“善心汇”事件,是不是“乱作为”导致的?政策出台之前,要有政策的预估,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反馈及时对政策进行修订。但目前,这些在中国还没有实现

郑永年:每天“乱作为”的事件太多了。比如说,P2P政策根本没有论证过,不是法律决定的,而是政策决定的产物。医药改革存不存在 “乱作为”?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高校大合并存不存在“乱作为”?为什么高校要合并?或者要如何合并?当时就有人说,7-8条破船拼不出一个航空母舰来的。


03

政府乱作为的根源

莫道明:那么,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乱作为“的现象?”乱作为“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

郑永年:一个社会应该是有政策出台的科学论证程序和自我纠错机制的。不能只让部分人追求利益,不让其他人追求利益。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的本意是,我们每个人也不用说自己多么高尚,每个人都有私心,都有私利,但是我们可以公平地追求私利,只要这样,就会导向公共利益。纠错机制意味着,若是做坏事,损害了他人利益,就会被他人告发,所以就会被纠正。自私的人之间的互相制约导向了公共利益。这里,自私是动力,互相制约遏制恶的过度。

莫道明:人的本性或者市场经济的特性,在于更多的自由,我们应该引导这种自由的行为不伤害他人。过多的政策反而容易导致“乱作为

郑永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改革。医生跟病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杀人的程度,为什么?房地产和教育也一样,是不是?政策其实是越少越好。政策能不出台,就应该尽量不要出台。

莫道明:但是大家容易把“无为当成消极的,那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无为”是最大的积极,“无为”的前提是要找到遵从规律的“道”。就像人生病一样,有些病通过物理治疗不用吃药自然就会康复。不吃药恢复过来就是“无为”,本来不用吃药的,一定要他吃药,这就是“乱作为”。政策出台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一套科学的制定过程,这是相关联的。

郑永年:公共政策必须考虑到公共性,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很多没有考虑到公共性。医院暴富了,病人就糟糕了;大学暴富了,学生就糟糕了;房地产公司暴富了,社会和买房子的人糟糕了。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有一套程序,我们的公共政策设计好后,应该有征求意见的环节,让利益的相关方表达自己的看法。

莫道明:如果按照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来说,这套程序包括议题预定、效果预估、可行性分析、实施细则、执行反馈和受损方补偿等环节。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必然存在着被公共利益伤害的人,所以一定要包含一种伤害补偿机制。

郑永年:是的。比如拆迁政策,拆迁是一个公共政策,我们有没有这个政策?中国出现多钉子户至少表明没有好的公共政策。新加坡就算拆了半个城市,也不会有钉子户,为什么?新加坡如果有一栋楼要拆,是需要70%住户同意的,香港则是80%的比例,不过,我们要保护剩余30%20%人的利益。如果相关部门邀请钉子户们出去吃个饭,利用这个时间拆除了他们的房子,这是公共政策的作为吗?


04

政府需要一本政治手册

莫道明如今社会有很多“乱作为的现象,我们来分析一下,不作为是由哪些因素所致

郑永年:这就要解决动力机制问题。比如政商关系。新加坡的政商关系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官员不能喝西北风,政府一定给官员足够的工资,保证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因为光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官员也要养小孩,他们也要送小孩到国外学习,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的政商关系与之不同官员是官员,商人是商人,他们之间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关系。

除了道德化以外,中国也有过分政治化的趋向。西方社会和新加坡社会可以称为手册社会”。手册写得很清楚,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并不比新加坡低,但中国的手册是政治道德手册,爱党、爱国、爱人民,但这还不是工作手册。新加坡的工作手册,细到基本的穿衣着装

莫道明:中国的政治手册中关于道德和政治要求特别高,很多人做不到。做不到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做,另一种是削尖脑袋变通,这就培养了整个体系的投机取巧。

郑永年:除了投机取巧,还有勾心斗角。我不作为,也不让你作为。中国人的竞争方式并不是,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来,我再干活。

我们提拔干部有时也是按照政治道德手册的。做得最好最辛苦,如果不符合“道德”标准是没有用的。考察的时候讲忠诚,而忠诚是主观性的,道德规范也都是主观性的。这些都需要,但我们没有客观标准。

中国政治也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进步一直处于仅仅维持社会稳定的层面,而我们的政治实际上是可以进步更好的。我们缺乏大家认同的道德关系,没有公共的道德标准,仅有的忠诚是私人的关系,所以社会公众道德一直在下滑。


05

社会主义的精神

莫道明:如果我们期待社会的进步,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社会伦理强调公共利益?我们讲的伦理应该是基于公共的伦理,包括政治的伦理、法制的伦理、经济的伦理、企业家的伦理,公民社会的伦理,每个公民的伦理。如果这个社会要获得进步,需要这些伦理相关的操作手册。

永年:我们以前为什么要强调礼?我看翦伯赞老先生写的皇帝跟大臣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就很有感触。唐朝时皇帝和大臣是可以坐着聊的,宋朝时皇帝就站到了大臣的对面,到了明清要叩头跪拜。我们没有手册,很多东西都是很虚的。现在还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礼”吗?

我们的公务员有没有手册?有,很多是假大空的东西;我们学校的教授有没有这个手册?有,但很多是假大空的东西。人要讲道德,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就无所谓道德三个人以上就要讲道德了。因为这三个人就是小公,小公成长起来会是大公。

我们现在都把这些小公去掉了,这就像一栋房子没有任何的支撑点,就成为空中楼阁。我以前一直说能否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党的意识形态是先锋队、精英人物的意识形态,不能要求平常的老百姓也是这样,我们要容许跟不上的群体也存在。

莫道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一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何有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什么?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什么?

郑永年:我一直非常怀疑中国几千年的“精神文明”的概念,因为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精神。当然,中国人的“精神”是有的,要看什么层面的精神,肯定不是宗教意义上的。

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我们不可能追求,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中国精神。例如,传统上的地主有没有精神?我觉得地主也有精神,不能说几千年的地主都是穷凶极恶的。地主和佃农共生了数千年,一定是有精神的。几千年的商会有没有精神?我觉得还是有的。所谓的精神,还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关系要处理好。中国以前的和谐就是这种精神,和谐就是“和而不同”,必须要承认“和”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不同东西,但现在的“和谐”不是这样,现在的和谐,就是你要和我保持完全的一致性。

莫道明:《中国共产党章程》里提及了共产党人早期确立的崇高理想,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你觉得这种期望今天要如何存续呢?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理想,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从儒家经典理想“大同社会”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的原因之一。问题是,现在的共产党员是不是还有这个理想?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实际上,执政党领导层也经常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天从一些党员干部的观念心态来看,这个理想有提升和讨论的必要。

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导的政治力量,是社会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使命是关键。我们在前篇讨论过,今天就要回答1978年以前回答了什么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回答了什么问题,今天需要回答什么问题。





*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莫道明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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