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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郑永年:印度是否可以赶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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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09-11

编者按:


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会议中,由于中印之前发生的对峙,民间对于莫迪领导下的印度的关注远超其它国家,成为了大家目光的焦点。我们今天再次跟郑老师一起聊聊莫迪与他领导下的印度经济,听听郑老师解读中印经济更多是竞争还是共赢,以及中国应该怎样和这一个经济的追赶者相处。




正角评论:金砖国家中,印度一直拿中国当做追赶的目标。莫迪也以印度的“邓小平”自居。很多对经济发展比较关注的国人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问题。当初中国改革开放,在亚洲的“老师”其实是日本,日本积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政策优势,一边在中国大卖产品,一边在中国开厂生产,一开始赚得彭满钵满。但不久,日本的产品和企业就受到了中国本土品牌的严峻挑战,我们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进口替代,把这些日本工业品牌几乎全数斩落马下,并进一步在海外市场上攻城掠地,把日本以电器为代表的工业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也几乎抢到了手中。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典型的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日本目前的经济总量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日本在国际经济地位的衰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崛起的结果。那么印度现在以中国为老师,开始了印度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很多企业也纷纷深度介入了印度的这场经济改革,我们这种反应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最后教会了徒弟,饿到了师傅呢?如果说中日经济最后是竞争大于共赢,那么印度与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也最终变成竞争大于共赢呢?


郑永年: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这次中印对峙危机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印度。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印度,总是把印度看成是落后的象征。这种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前,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当时,他们很多看不起中国。当时的中国在西方看来是在太落后了 ,以至于很多人同情中国。但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今天,西方人体会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我希望,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就印度来说,首先我们要具体地看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与不同。我们先抛开莫迪的改革,看中印两国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分别会起到什么作用。中国的商品最终会如洪水般席卷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意外”。这个最终趋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很多国际一流的企业家洞察了。例如,有 “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传奇企业家松下信之助在改革开放之初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的普通员工工资很低,同时极具生产主动性,热衷于通过劳动摆脱贫困,当时就预言了中国制造的时代会到来。80年代中国劳工工资只有数十元一月,到了90年代初也仅为数百人民币范围。日本90年代初的工人收入在国际上正是如日中天的高峰。所以,中日之间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成了中国企业最初在各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奋力追赶的重要优势。在这方面,印度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在人口学意义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了,印度具有很大的优势,但今天印度的人力成本仅仅是略低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形不成很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手机品牌进入印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直接出口。近两年以vivo和oppo为代表的手机企业才开始直接设厂生产,并不是由于直接设厂有利可图,而是莫迪政府为了创造就业,对直接进口手机征收13.5%的税款,造成了中国厂商尝试在印度组装避税。所以在印度生产本身并不具备当初中国那种人力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第二,底层民众求富欲望并不很强。正如松下兴之助发现的,中国文化造成基层民众都希望努力致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相信“穷则思变”。印度则不同。目前印度本土大部分底层民众由于宗教和种姓等文化传统,对致富并不热衷,在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后幸福度很高,并不会象中国民众那样努力工作。所以当初日本的企业到了中国,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直接参与经营,只把生产线出口到中国,就可以点燃中国民族的相应产业发展。像长虹这样的本土企业买了日本的落后生产线,从员工到总经理,全是我们自己的国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就运作起了整个企业,然后反过来跟“老师”竞争。而中国的手机企业到了印度,必须连基层员工和代理都从中国输送到印度,才能运作起来。很多vivo和oppo在印度的基层推广负责人,手上管着数十名印度底层员工,其实都是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由于非常努力上进,愿意去印度打拼,所以毕业不久进入公司后,愿意去印度的就一次提拔成了主管。他们初期到印度就发现,如果不大量派中国的员工去印度,印度的员工很多只说不做,效率很低。


第三,企业家阶层的缺失。中国的民族工业能够发展,比基层民众起到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还形成了所谓冲击世界500强的民族企业崛起运动。所以中国有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断努力,发展民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反观印度则不然。印度缺乏民族企业家精神,印度的商业文化更多也是买办文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替外国服务的文化。这和印度长期被英国人殖民有关。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与国际的接轨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并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像样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欢在美国的IT企业打工,做美国的IT产业的一个关联者,而不是有力的竞争者。我们再拿手机举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其实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是诺基亚这样的巨头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以与苹果三星抗争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着,也同样被这两年后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进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5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正角评论: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激发印度针对我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从文化角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会是在扮演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者?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为联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您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那么印度政府会不会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呢?


郑永年: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了“行为联邦制”。在“行为联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经济上很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印度则不同。印度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各邦有各邦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各邦政客实际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选票和执政,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这跟中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有极大的不同。印度各邦政客获得选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动地方割据主义,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客大肆承诺福利(详见前文《镀金时代》《大众民主与福利化的法国》)。所以印度的各级政府在促进民族工业崛起这件事情上并不统一,有的政府不仅没有动力促成,反而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会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长,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样的地方首长是在太少了。当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够成功成为印度总理的主要根源。


我们拿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两件事举例。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就是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地来给企业扩厂。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视察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电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当时邓小平显得非常惊奇。他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 随行人员回答“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参观厂区时感慨的连问了3次:“这是乡镇企业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那句日后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印度则是另一翻情形,2004年韩国浦项钢铁公司开启了在印度奥里萨邦(Odisha)大型综合钢厂的建设计划。该项目曾是印度引以为自豪的最大海外投资项目,2005年浦项与奥里萨邦政府签订建厂谅解备忘录,拟投资120亿美元建年产能1200万吨综合钢厂,商定建设占地4,004英亩、年产12万吨的钢铁经济园区。12年之后,受阻于征地问题,项目建设依旧停滞。在当地民众抗议阻挠下,截止2016年,邦政府仅征得土地2,000英亩,其中移交浦项制铁548英亩。一个项目立项12年,印度政府都不能完成起码的土地征集。


印度的地方政客,由于选票的原因,不敢得罪地方地主豪强。所以工业用地征集一直是一个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莫迪上任后与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一度想改革土地征集法案,但是被印度各种地方势力阻挠,至今没有成功。


正角评论:从这两件事的对比来看,印度和中国在行政方面差异巨大,郑老师能进一步详细阐述下这个差异,和行成这个差异的根本原因么?


郑永年:在印度,地方行政机构叫做地方自治政府(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Panchayati Raj scheme),其规划在邦级政府之下。根据官方的解释,由于中央政府以及邦级政府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地方事务,所以组建了地方自治政府来进行对城市、镇级以及更小单位的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由当地人选举出政府首脑。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已经通过我们之前的文章了解到过前文链接《从印度国民的自信,谈中印两次冲突的相似与不同》。这并非是因为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就是说,印度实际上仍然处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高皇帝远”状态。这里的“皇帝”当然是指印度的联邦政府,就是说,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没有深入到印度的地方层面。我经常对印度朋友开玩笑说,中印国家形态的差别在于,中国有秦始皇和毛泽东,而印度没有。


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印度国家的出现。无论是德里苏丹,还是莫卧儿帝国,亦或是马拉地帝国,都未能将这一区域统合成一个国家;哪怕是在英属印度时期,大约一半的印度领土实际上是由土邦领主以半独立的形式治理;(下图为独立前的英属印度,蓝色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土邦王国,大多有着自己的军队,居住着操持不同语言的不同族群)

独立后的印度在政治上运行大众民主政治,通俗的说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政党和竞选者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选民认可,以及施政结果是否达到选民预期。政党与竞选者因此需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才能获得执政权。这种良好的运作是建立在美国文化统一,宗教信仰基本统一,最重要的是社会中产阶级是选民中的绝对多数这三个基本前提下的。当一人一票的制度运行在印度运行时,就呈现出了另一个结果。


在印度很多地区,由于宗教、种族的分裂,选民投票时并不是考虑候选人或者政党的施政纲领和执政效果,而是看政党是不是代表自己的宗教或者种族。所以在印度很多半独立性质的邦,执政党往往是因为代表着这里的宗教或种族而执政。如果执政党只需要让自己宗教的信徒或自己代表的种族满意,同时煽动对其它宗教或种族的仇恨和歧视就可以持续获得政权,那么他们就没有动力和精力去发展经济。


在殖民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封建贵族,在大众民主的外壳下,摇身一变成了垄断地方行政权力的家族政治势力。他们组建的地方政党是政党领袖世袭的家族政党。首先,他们本身的贵族身份意味着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当地的很多农户,都是他们的佃农。这在印度独立初期的第一代选举中让他们占尽优势。佃农们将选票投给他们家族的政党,佃农就会获得一定的小恩小惠,佃农如果敢不投票给他们的政党,他们就可以用各种手段盘剥租种他们土地的佃农。当这些地方贵族当选后,他们紧接着就会动用行政权力将地方的民生经济如道路,加油站等控制在自己家族的企业手中,然后下一次竞选,他们能够对底层贫困百姓施以的恩惠就会更多,对底层百姓选票的控力就会更强。如此循环。这种经济结构造成了印度地方的家族政治。例如印度的旁遮普邦,锡克教占绝大多数,当地的执政家族是巴沙尔家族,现任邦首席部长是帕喀什.巴沙尔,副首席部长苏克比尔.巴沙尔是他的儿子。该家族占据了该地交通、电力、通信、酒店等大部分市场。家族的财产从2004到2014十年间,仅苏克比尔一人的财产,就猛增100倍,达10亿卢比。这个家族虽然腐败至极,蛮横敛财无所顾忌,但是由于在行政上高举保护锡克教社群的大旗,经济上又能通过小恩小惠购买足够底层穷苦民众的选票,所以一直稳稳当地把持当地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垄断地方政治豪门贵族,不仅不会促进现代化工业在当地的发展,还会不遗余力地阻止这一过程。垄断地方政治的这些家族,凭借的是对大量贫穷的底层佃农的选票控制。他们的公司都是凭借政府特权的垄断性企业,绝大部分都没有现代的工业企业。如果佃农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工厂,就等于这批佃农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范围。如果大量的佃农融入了工业化社会,成为了不受他们经济上胁迫的工人,那么他们势必要失去执政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地方豪强会不遗余力的打着保卫耕种农户权益的旗号,阻止莫迪推行的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征地法案。


地方豪强阻止中央经济改革的手段还不止土地政策一项。印度地方政治家族同样会利用他们控制的地方民生经济领域的垄断企业为工具,为印度改革设置巨大障碍。根据印度最大的律所之一SNG & PARTNERS业务相关估计,大约有90%以上的印度企业被家族拥有。普华永道在2016年底出具的印度家族企业报告中指出,在印度家族企业中,有84%对于他们的未来表示乐观。同时有35%想要直接交给下一代管理,以及有48%的家族企业计划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是依然由下一代继承拥有权,也就是说,有83%的家族企业在计划中将被继承下去。这一家族企业的经营现状跟中国超过65%的民营家族企业无法在家族内进行权力交接刚好相反。显然这些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交班给下一代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有多成功,下一代的经商能力有多强。归其根源,在于除了少数类似塔塔集团这样的真正经营现代工业的家族企业,绝大部分的家族企业其实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凭借其地方政治势力垄断地方民生经济的寻租企业。就算现代工厂在当地征集到了土地,这些政治家族也可以利用这些垄断型企业在电力、用水等方面刁难试图发展新兴工业的企业。只有将他们治理下的民众维持在农业贫困线上,才能在选举时用极低的成本轻松购买到足够的选票保持他们家族的政治地位。


因此,这些地方政治豪门便不遗余力的在土地政策,税收和经济上阻挠改革。莫迪政府在地方势力面前处处碰壁,根源便在这里。


中国的很多学者简单地认为印度民主会让印度的发展有巨大的可持续优势,其实并没有经验证据。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构架内发生的。并不难看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都是这些豪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民主制度在印度并没有成为经促进济发展的优势,而是和印度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混合,成了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顽疾。


简单地说,印度很难形成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很难再步东亚经济体的后尘,实施赶超战略。


正角评论:印度的地方政府确实很多时候只把自己得票执政当做目的,为执政而执政。缺乏使命感,没有促进民族经济崛起的动力。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虽颇具雄心,却遭遇地方政治势力严重阻击。中央政府的劳工法改革、土地法改革与税收改革均陷入困局。如此看来,印度的民族经济想要像当年中国对日本一样,短期内构成正面竞争确实不易。这对中国应该是重大利好,我们应该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发展,将印度经济纳入我国一带一路的国际经济版图。那么金砖国家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印之间在金砖国家的框架下应该做些什么呢?


郑永年: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以领导人峰会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已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同时,金砖发展银行的成立意在打破由IMF以及世界银行把持的西方经济体系,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此体系中的地位。这些都是积极的。尽管印度至今不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中国还是努力地推动中蒙缅印关于孟加拉湾的合作,让印度有发展空间,也让在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看到金砖国家合作的辐射、影响力。同时,中印之间也开始技术分享,意图创建金砖国家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和印度共同开发公用的卫星系统。在商业上,无论是华为、中兴等从事电器生产、软件开发、通讯、汽车制造等颇具实力的私营公司,还是钢铁、煤炭、水产、化工、工程承包等行业的一批“国字企业”,它们都在印度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中国已经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印两国如能真正实现硬件与软件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就能在国际竞争中为金砖国家发出更高的声音。


如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至少现在莫迪政府“对外开放”的动力非常强大。道理很简单。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莫迪在内部改革很困难,但引入外来的因素则比较简单一点。中国本身、早先的日本等都是通过引入外来经济因素要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的。同时,莫迪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内部的“解放运动”,即废除种姓制度。如果成功,废除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印度真正民主化的开始,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外开放”和“内部解放”,这两方面的因素,如果成功结合,那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改变印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而忽视印度,倒是有千万个理由去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否则就会犯巨大的错误。




*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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