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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郑永年:如何展望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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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7-10-11

编者按: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2017年9月30日在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公开演讲整理而成。公开讲座有醉花林俱乐部和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由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国驹教授主持。



潘国驹教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展望中共十九大的公开演讲会。我们之前已经邀请郑永年教授举办过展望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演讲会。今天我们再次特别荣幸地邀请到郑永年教授为我们进行展望十九大的演讲会。郑教授之前也和我们做过一些讨论,希望除了演讲以外还能有多一些时间可以让大家交流。


中国如今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无论对于东盟还是新加坡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尤其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率领多位重量级内阁部长访问中国,这会进一步地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十九大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会议,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请到这方面的权威郑永年教授分析即将到来的十九大。


郑永年:谢谢潘教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就十九大谈一下我的看法。潘教授说我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我只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讨论问题。


今天很多人都对十九大的人事变动感兴趣,这个可以理解。尽管人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了解中国体制的话,可能其他方面会更重要一些。中国和西方的体制不一样。中国基本上是以事择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找什么样的人。西方是以人择事,什么样的人上来了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几年前,我就在这里就讲过,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党,党内将近90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国家执政党的区别之处在于这个党派具有自己的使命性。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通过选票来选出执政党,谁得的选票多,谁就掌握政权,具有统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不一样,它是通过实现它所设定的使命来掌握政权和取得合法性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合法性,是取决于它有没有做到它承诺给老百姓的事情。不难理解,从邓小平到现在都是这样,每一届领导人都要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再通过这个目标去找能完成这样一些目标的人。实际上,中共领导层一再强调,等政治路线确定了以后,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确定了政治路线以后再去找人,找到能够贯彻和完成这个政治路线的人,这一点非常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孙政才的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且不说严重的腐败,任何人即使不腐败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上位。每一个人必须要做事情。尽管孙政才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时就普遍认为是接班人之一,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来,反腐败是发现一个就处理一个。但是,什么都不做,等着提拔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或者说,不作为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


相比十八大,十九大对这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十八大召开的时候,这一代领导人刚刚接过权力,十八大的主要领导班子和议程的安排还是前面的领导人决定的。这次十九大,是在执政党已经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层之后召开的,并且今后五年仍然是这一代领导人执政。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评判这一代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呢?首先,这一代领导人的自我定位很重要。无论是从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来看,都是这样。前几年,我在这里做讲座的时候就有一个判断。当时我们计算了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改革方案一共加起来有五百多条,从这个规模来看,这一代领导层所准备的基本上是未来中国30年的事情。现在我还是很相信这个判断,相信这一代规划的至少是30年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自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讨论最多的就是两个“一百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第一个百年,即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目标,需要在未来的五年要实现并不困难。这第一个百年目标非常具体,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一些具体的经济指标,那就是人均GDP从现在的将近9000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这个目标换算成经济增长就是每年有6.5%的增长就足够了。还有就是精准扶贫,每年要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000万。这几年,精准扶贫运动也已经在全国推展。现实地说,这个目标的实现对这一代领导集体并不算太难。


我的看法是,十九大以后,执政党会逐渐把重点从第一个百年转移到第二个百年。其实到第二个百年也没多少年了,到2049年就是30多来年的时间。如果从领导层的世代更替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差不多正好由三代领导集体或者三个30年组成: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的30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30年;胡温的十年是转型的十年;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的30年。今后30年要做什么?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比较清楚一些。以后30年要做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想想前面毛泽东的30年做了什么?邓小平的30年又做了什么?然后就会知道未来30年要做什么?


所以,我想今天先把这个发展历史理清楚了以后再讲一些人事问题。人事上尽管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变化不会太大,大局已定。不管如何,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像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样的情况。很多外国朋友一直说,中国政治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一直向他们强调,中国政治实际上远比西方政治具有确定性,更具有可预测性。西方说中国政治制度性低,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不了解,或者只是用西方的制度化概念来衡量中国。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做了什么?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困难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到今天为止台湾还没统一,但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949年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其实也做了不少好事情。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个非常贫困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一代通过艰苦的努力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了,基本的国家制度也建立起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全国人大、人民政府、政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大的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


邓小平的30年把这些制度做了很多调整,但大的方面没有没有什么变化。毛泽东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应当加以肯定,有些方面他也犯了很大错误,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肯定的地方就应当肯定。直到今天,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例如妇女解放。今天中国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比例比东亚的其他社会都要高。政治上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比较低,比如政治局常委里面至今没有一个女性。但在社会参与方面,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在新加坡、台湾、香港,女性还有很多传统的思想,但中国妇女基本上没有传统思想了。


一些人习惯于把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对立起来的,或者把毛泽东思想跟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这其实很不科学。正如邓小平当年所指出的,尽管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最大,但这是一代人的思想结晶。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的集体结晶。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前后30年统一起来。当然,在中国谈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因为大家都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对立起来,好像邓小平就是要跟毛泽东对着的。不过,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我认为毛的30年和邓的30年实际上也是分不开的。例如,邓小平的3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那么快,就离不开毛泽东的30年实践。


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国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发展起来?我经常给一些印度学者开玩笑说,中国能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既有秦始皇,也有毛泽东,而印度就没有。确实是这样。毛泽东做的一些事情例如消灭地主阶层和一些传统社会组织,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可以接受,但是这些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完全扫清了障碍。但印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印度没有经历过革命,无论是其传统的种姓制度、社会组织、家庭家族制度还是现代的民主自由法制都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侨资本,后来是欧美资本。外来资本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长驱直入,那主要是毛泽东的功劳。毛泽东消灭了传统势力,使得外来资本在中国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外资到了印度就比较难,到处遇到阻力。一些国际大企业在印度发展经常会遇到很多阻碍,比如社会抗议、官僚机构、法律条文、政治腐败等等。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也同样不可忽视。1977、1978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非常低,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引入市场经济,但当时中国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制度还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了。我当时在在中国的小农村,不管农村多么小,一个老师一个赤脚医生肯定是有的,虽然专业化程度非常低,但毕竟是建立起来了。


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意识非常重。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很自然不让社会货币化,所以就硬地把市场经济压下来。河南省的一个官员说,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修了红旗渠,但当时的中国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商品化的,所以红旗渠的水就没有办法产生GDP。现在水市场一开放,就变成商品了,就产生了很多的GDP。这个例子也说明,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后面的人就很难这么快就发展起来。所以,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应当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看法。当然,他也犯了很大的错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颠覆性的错误”,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属于这个类型的错误。


那么,邓小平时代做了什么呢?邓小平时代也做了不少事情,主要是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一个重要的判断是贫穷社会主义是搞不下去了。1990年代初苏联垮掉以后,邓小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他认为东欧共产主义垮掉并不是因为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民主,而是因为当时苏东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去发展经济,向老百姓提供经济利益。有了这一判断,才有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在“南巡”之后正式产生和提出来的。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改革都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构架内进行的。邓小平时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时代,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贫穷国家的面貌。我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贸易国,人均GDP也接近9000美元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从一个那么封闭的国家变成那么开放的国家。


邓小平时代,不仅仅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奇迹,而且在政治上还做了很多事情。西方学界一般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基本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政治改革。但我认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有很多大的成就的。如果像西方说的只有西方式民主化才算是政治改革,那当然没有了。但如果是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时代也有很多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制度机制像集体领导、法治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甚至年龄限制等都是邓小平时代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邓小平时代的这些制度建设,中国的经济发展哪能够有这么快?


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很重要。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部委就有一百多个,现在很难想象。如今改革后现在只剩下29个部,从100多个部减少到29个,没有政治改革是做不出来的。这在中国被称为机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改革,中国如何能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呢?党内民主也是邓小平时代提出来的。邓小平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受害者,所以他要改变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体制。但应当说,邓小平是对毛泽东体制的修正,他也没有把毛泽东完全否定掉。邓小平是非常智慧的。我前面提到高过,当时他就说要把毛泽东跟毛泽东思想要分开来,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集体智慧,但毛泽东本人当然会犯一些错误。这个方法非常正确,确保了党的延续性。有些国家新任后来的领导人全盘否定前任领导人的做法不是很明智,例如赫鲁晓夫完全否定了斯大林。邓小平时代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的,尤其是江朱十年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构架下,把中国的一些基本国家经济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地方关系还是加入WTO,都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


邓小平时代注重发展经济,把执政党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现代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正是因为光抓经济,忘了其他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方面,社会因此遭到破坏。西方学者称中国是一个“公司型”的国家,政府都变成公司了。所以,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建设忘记了。这样就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到胡温时代执政党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社会,现在要把社会建设做好。这个转型规划可谓宏大,但是没有能够实施下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江朱到胡温,尽管也一直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但反腐败做得不够彻底。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多次把反腐败跟亡党亡国联系起来,但是在实践上,反腐败没有有效推展下去。


到了十八大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十八大前夕之前的中国政治局势。当时一大堆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老人政治的问题。十八大结束之前胡锦涛就说了一番话,总体意思就是说新一代领导集体到任之后,希望老同志们不要再干预政治,放手让新一代领导人去做事情。这是有感而发的。胡锦涛温家宝从2002年上任开始,也提出了一整套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但最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当时海外的传说是,胡温时代中国的决策中心不在中南海,而是在西山(即老同志待的地方)。所以,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做得很好,他一步到位把党政军的三个领导位置都交给了习近平。如果退休的老同志对新领导人有太多的干预,那么新领导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权力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运作和政策执行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顶层的权力重组。十八大之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腐败已经变得不可控制。十八大以后,大家都说苍蝇老虎一起打,但实际上苍蝇跟老虎是不一样的。这些大老虎是非常重要的,苍蝇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老虎则有很大的能量,能对整个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苍蝇虽然也有威胁,但威胁不是那么大、那么直接。


在反腐败过程中,习近平经常提到“团团伙伙”。“团团伙伙”,在政治学意义上,就是政治寡头。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反对的大寡头有谁呢?周永康和令计划,他们各自的“团团伙伙”,横跨中央的几个部委、并且更是连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力量。军队里面的徐才厚和郭伯雄也是如此。


这些“团团伙伙”是习近平最痛恨的。如果产生了寡头政治,中国又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典型的、且最差的情况就像中国1930年的军阀割据,军阀就是军事寡头政治。那么文人政治呢?可能就像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乌克兰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好多西方国家说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干预的问题。俄罗斯的干预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但乌克兰的问题主要是寡头政治问题。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有些寡头亲俄罗斯,另一些寡头亲西方,国家不能整合。寡头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整体的利益,所以才让俄罗斯有机可乘。如果乌克兰内部是团结的话,俄罗斯也不会有这个机会。前些年的越南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越南是四架马车,每一架马车背后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就很危险。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越南跟中国因为南海石油钻井平台闹翻,发生了社会抗议,但越南共产党马上感觉到威胁。如果这些寡头把自己的力量动员起来的话就相当麻烦。所以,越南共产党现在也开始学中国共产党,开始反腐败运动了。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政治,习近平最大的功劳就是把这些寡头给反下来了。


反腐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需要集权,没有集权,反腐败反不动。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军委委员。这些人不是平常人,能量很大。实际上,如果习近平不反腐败的话,让这些寡头们再成长五年、十年,谁反腐都反不动了。


顶层设计同样重要。中国以前的改革比较分散,现在要国家步调一致地进行改革。顶层设计主要是指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改革方案。三中全会通过的是社会经济的改革方案,而四中全会则强调的是建立法治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两个改革方案加起来有500多条,这项顶层设计出来之后,各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反应。


那么,这一代领导人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集权的呢?简单地说,是通过改变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有九个常委。这个体制是怎样运作的呢?邓小平强调集体领导,但却没说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制度。他老人家既强调党内民主,也强调核心的重要性。人们可以理解成这样,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都在寻找一个总书记制度下的党内民主制度。


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有一次讲话说过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核心,强调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是邓小平他自己。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党内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邓小平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谁来承担政治责任,这个核心就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但很遗憾,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核心这个概念就没有了。当时主要因素就是领导层确实在寻找一个党内民主怎么搞的问题,相信去掉了这个“核心”可能会更民主一点。但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核心,九个常委里实行分工制,一人管一块,那么每个人就是在他的那一块说了算,总书记变成“橡皮图章”了。人们现在在说为什么会出现周永康现象?很多人可能就说,这是周永康是坏蛋,人品不好。但这样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品德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光讲个人品德不好而不做制度反思,是说不过去的。九个常委一人管一块,我把它称为“顶层分封制”,具有封建色彩。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周永康的情况,因为政法委这一块他是老大,他说了算。这个体制就有问题。


当时有学者认为,美国只有一个总统,我们有九个总统。我们的体制就比一个总统的体制好。但实际上,如果是九个总统,那么就是说连一个总统都没有;集体负责到最后就是没人负责。这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那个时代的问题,高层没有一致的意见,从中央到地方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胡锦涛即使想负责任,却没法负责任。习近平因此接受了这个教训,改变了这个局面。从这几年看来,习近平很有智慧。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习近平当了总书记以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他去了兰州军区。他在兰州军区说,军队要能打仗,要能打胜仗!结果当时海外解读说,中国要打仗了。海外的人不懂中国政治。其实这里首先透露的信号是习近平知道军队最重要!所以他首先要在军队反腐。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能打仗吗?能打胜仗吗?这就是大家看到后来他为什么要军改。习近平过去跟耿彪将军当过秘书,他父亲也是军人出身。习近平知道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党指挥枪。


之后,习近平成立了四个新的中央领导小组。第一个领导小组就是深改领导小组;第二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个就是互联网治理领导小组;第四个就是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当时很多西方人都批评,说这是集权。到今天,人们都还在批评,说他搞个人集权。不过,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虽然建立这些领导小组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集权,但是集权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十八大以前也是有很多领导小组,但这些领导小组都好像“地下党”,从来不公开,它们做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十八大以后成立的这四个领导小组,有名有姓!除了军队领导小组之外,其他三个小组都是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被分配到不同的领导小组。这就避免了十八大以前的一人管一块的寡头政治情况。这些新的小组,习近平他自己可以协调运作,而且是公开透明的。无论开了什么会,讨论了什么,都会告诉公众。这种公开透明的领导小组是可以制度化管理的。以前的领导小组都不公开的,反而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权力操纵的工具。


习近平时代的权力结构变化了,顶层设计也变化了,那么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呢?这代领导人的自身定位是什么?这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哪一步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描绘的蓝图要完成的任务,还有哪些。


第一、在经济上,尽管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如何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则面临巨大挑战。这些年中国讨论最多的就是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或一句话说,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等经济体,如何把自己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什么叫高收入经济体?就是达到今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从今天的9000美元到12000美元,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但即使要提升到今天台湾的23000美元(四小龙中间人均所得最低的经济体)的水平,那还是要很大一步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提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只有20来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他的国家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20多个国家里面大部分都是中东的石油能源国家,剩下的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了,东亚的这五个经济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当时亚洲四小龙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条件,一是经济体量比较小;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都不错,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跟西方走得很近,属于西方阵营。西方经济本身就处在上升阶段,而且西方基本上也没有向这个五个经济体系制造很多的困难。


但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就很不不同。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而中国现在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更不用说亚洲四小龙了。第二,中国经济体基本不属于西方,因为中国跟西方的体制有很多矛盾,中国尽管跟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但是西方对中国还是非常猜疑。中国企业到西方去,但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让中国资本进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搞“一带一路”,确实是因为中国资本在西方遇到了很大困难。第三,现在西方经济本身下行。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很难,能维持现在这个水平都已经不错了。这些内外条件表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很艰巨。不过,我认为,中国有潜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困难的确很大,但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例如达到今天台湾的水平,它的经济体量不仅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会大得可怕。这个很难想象,我们只能等待。


第二,社会建设方面怎么做?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基本上是GDP主义盛行,一心一意搞经济发展,但忽视了社会建设,或者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胡温看到问题了,要搞社会建设,但不理想。欧洲在社会建设方面是有很大教训的。马克思时代的欧洲是原始资本主义,人吃人、人剥削人,像狄更斯和雨果的小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所以,19世纪、20世纪初,欧洲就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社会主义革命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资本主义从原始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是多赚钱,它不会关心工人阶级,这个福利资本主义是工人造反造出来的,没有工人革命就不会有福利资本主义。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得很好,除了韩国,这些经济体都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政府主动搞社会建设。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当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称为世界上的“经济奇迹”。不过,我更认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奇迹”,更是一个“社会奇迹”,因为这些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以后的20多年里把社会的中产阶级做得很大,超过了70%,这是很大的功劳。世界经济史上没有这样的案例,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经历了100来年,而这些经济体不到30年就把中产阶级社会建设好了。


这一点是中国最遗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破坏了社会,非常可惜。中国改革开放是从80年代开始的,那时刚好是里根和撒切尔革命的时代,刚好是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一代中国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后来形成行程的GDP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非常密切相关。当然也是因为改革之前的中国实在太穷了。如以前毛泽东所说的,穷则思变。一改革开放,大家就都奔着钱而去,很容易形成GDP主义。



中国社会被破坏大概分三波。第一波是1990年代后期的医疗产业化。医院当时成为暴富产业。第二波是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教育产业化。当时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但是很多人就想怎么样对付危机和避免危机?于是很多人出馊主意了,认为教育应该产业化。中国的父母亲一碰到孩子的教育,就会没有理性地把钱投入进去。这些人就利用了这个心理。于是,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温家宝总理后来提了好几次,他发现北大清华现在的农村的子弟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农村子弟即使考上北大清华了也读不起了。当时还搞了大学扩招,大学教育变成暴富的产业。第三波就是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产业化。中国本身也没有危机,只是大家害怕西方的金融危机会波及到中国。怎么办?当时有人就提了房地产的产业化。2008年以后房地产一跃成为暴富产业。


医疗、教育、住房,这些不是一般的产业。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如果这些产业成为暴富产业,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因为这是人人都需要的。在中国,经济社会不分。现在中国人为什么都喜欢钱存银行,不喜欢消费?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是中国最头疼的。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买了房子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变成孩奴了;家人生一个大病的话,一家可以倾家荡产。因为中国没有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制度,医疗保险做得也不够好,老百姓必须要自救,就不敢花钱。中产阶级很小。要建立消费社会就需要中产阶级大,中间阶级和消费社会是同一件事情。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建立消费社会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产阶级仍然很小,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不过,十八大以来,领导人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包括精准扶贫。总体上说,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中国最主要问题的还是政治问题。现在大家都回避,学术界也没有讨论。西方所讲的民主化当然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议程。但政治问题不可回避。邓小平时代没有忘记政治改革,习近平时代真正想做的其实也是政治改革,这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像以前的领导人去抓经济,去讲GDP?他允许经济下行,从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6.7%。尽管基本的增长是要的,因为这对就业、国家的财政税收都很重要,他主要还是要抓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法治建设的文件,我个人把它解读为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方案。十八大文件没有用“政治改革”这个概念,这点是对的。一提到“政治改革”,中国国内就争论不休。什么叫政治改革?要不要民主吧?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左派右派都有自己的民主观,大家百家争鸣但没有一点点共识。我自己认为,不提“政治改革”是对的,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点点共识都没有。四中全会文件的核心是建立法治社会,也就是最大的制度建设。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问题被很多人忽视了,实际上这方面十八大以来做得很多。在反腐败方面,大家关心的只是什么老虎被查了,什么苍蝇被打了。但我认为,反腐败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新的制度。


中国过去并不是说只反腐败没有制度建设,中共也有很多制度建设。从数量上看,中国反腐败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共产党自己有反腐败的中纪委系统,政府有反腐败的系统,军队、人大、政协等都有自己的反腐败组织,连每个大学都有一个纪委书记负责反腐败,机构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机构互相没有协调,互相不负责任。这些机构的效用很难发挥出来,不仅不能有效反腐败,反而给腐败很多空间。十八大后,王岐山把反腐败的机构集中起来。中央层面就是向中纪委集中,这一条他做到了。以前反腐败都是自己反自己,中央各个部委反腐败,各个部委自己负责,省委的反腐败自己来负责。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体制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纪委书记可能是老三老四甚至是老五,老三怎么能反老大的腐败,根本反不了。王岐山改变了这个情况。王岐山告诉他们,你们自己不会反腐败,那我来给你们反。所以他派人进入各个部委。省委也是一样。中国的干部都是下管一级,省委的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任命的。现在把任命制度和反腐败制度统一起来了,腐败也是下管一级,由上级直接来反。所以,现在省委由中央来反,市级的是省委来反,县级的是上面的市级单位来反。别人来反是比较有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每次反腐败没有效率,现在这个反腐败有效。机构要整合!


中国从前的反腐败机构整合不够。新加坡只有一个反贪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都是非常小、非常集中的,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中国就是太分散,内部多元主义太多了。现在集中起来。那么下一步要更加制度化。这几年在讨论要建立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很重要,接下来要做得就是增加反腐败的法理基础。现在中纪委党内反腐败,大家接受不了双规。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被怀疑腐败就会被带走,不知道会“消失”多长时间。对执政党来说,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犯错误了,应当被双规。但法学界不认可。此外,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应当给他们基本人权。今后如果国家监察委员主导反腐败的话,就会给每一个干部一个法律权利。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变化在于重新设计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其实在寻求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即内部三权的分工与合作,这和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一样。西方的三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早期,孙中山先生也是想把这个西方制度引进到中国来,并且结合中国过去的实践,提出了一个五权宪法,即除了西方的行政、司法、立法之外,还加上两个权力,就是考试权和监察权。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实践过这个他自己设想的五权宪法,他只是提出了一个理想。孙中山早期也想学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但宋教仁被刺,表明早期学习西方的议会制的完全失败,他提出的五权宪法上也没有机会实现。


那么五权宪法是不是在今天的台湾实现了呢?台湾的民主化基本上又回到西方的三权,所以现今的台湾民主是西方式的。考试权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监察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机构。台湾走的是比较西方的道路。台湾这几年的民主经验对中国大陆也是有好处的,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民主。中国大陆现在所要建立的是传统的内部三权的分工合作。内部三权,即决策、执行和监察,中国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了。我看钱穆老先生对此做过很多研究,从汉朝开始已经有了成型,唐朝已经应用得很成熟了。


如果19大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内部三权分合体制。监察委员会成立以后不是国务院的一部分,而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国务院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平行的。以后中国权力顶层有三块,一个就是决策,决策当然是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大、政协这几个组织都叫决策权,或者这些组织都会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国务院这个部门的角色是执行,行使执行权。第三就是监察委员会,即监督权,监督政府,也可以监督决策。需要一段时间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运作起来。基本上,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而是中国自己的三权分合。


在党建这方面,共产党绝对不会去搞西方式多党制。我自己一直研究亚洲文化、东亚文化。我觉得华人搞多党制比较麻烦。政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从古希腊开始,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讨价还加,或者妥协,这叫政治。在中国,大家知道这个“政”怎么写吗?“政”就是把“正”和“反”加在一起,这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这种文化很难搞多党制。我最近去台湾,有人问我对台湾民主的观感,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大家都是带着一党制的脑袋搞多党制,这样肯定搞不好。大家不妥协,为了反对而反对,执政党说什么反对党就反对什么,这太政治化了。所以,台湾现在很麻烦。


中国不会搞多党制。我自己提一个概念,叫内部多元主义。西方的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是内部多元主义或开放的一党制。执政党一定要开放。我非常赞同以前李光耀先生说过的,一个政党不是团团伙伙,而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只要能把国家的精英融合在一起就行了。所以,中国向新加坡这个方向发展还是很明确的,就是先选拔好一些人才,以后叫老百姓投下票。先选拔后选举的制度,肯定不会产生西方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很多年来,台湾人说,你们两个都是在烂苹果(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我投哪一个都没多大意思。但假设先挑选好五个好苹果,然后叫老百姓投投票,不管谁当选,这个苹果的基本素质就不会有问题。今天的西方大众民主面临很大的困难,人们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西方的民主200来年,大众民众实际上也只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大家别忘了,以前西方民主执政的都是精英。英国的这些政客都是剑桥、牛津这些大学毕业的,一个人是工党或其他什么党都不重要,因为大家读的是一样的书,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具有一样的价值观。今天你当政,明天我当政,英国人叫反对党为“忠诚的反对党”。但现在世界上哪能找得到忠诚的反对党,大家都是恶意的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


福山在九十年代初说民主是人类最好一个政体,也是最后一个政体。但现在他不说了。他现在开始表扬中国的政体有多好。当然,他也说了,中国政体好是好,但是中国人还需要解决如何避免出现坏皇帝的问题。我认为他提的蛮有道理,中国以前出现过一些明君,但也出现了不少昏君。不过,福山对中共体制的认识还是很肤浅。首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权和从前皇帝的皇权是不一样的,两者之间有些共同的地方,但是不一样。皇权是个人和家庭,中国共产党是个集体。皇权制度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是党权是可以民主化。党内民主是内部多元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上面所说的内部三权也是内部多元主义的重要制度内容。走内部多元主义改革道路这个方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那么十八大以后的今天存在哪些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三权的失衡。十八大以后决策权集中了,各个方面都得到非常有效的集中。同时,通过反腐败运动监察权也在强化,新的体制也在确立当中。但行政权则被夹在决策权跟监察权中间,被弱化了。中央政府一直在抓集权,强调要大家干活,可一到下面,没人干活。因为第一,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决策权集中之后,地方就没有多少权力了。而且,下面还有监察权监督他们,所以大家就不好好干活。就是说,这三个权力失衡了。所以,19大以后要解决这三权怎么平衡的问题。当然,也同样重要的就是监察权如何被监督的问题。如果反腐败的机构自己腐败了怎么办?这里涉及到全国人大委员会怎么来监察这个监察委员会的问题。


还有几天19大就要开幕了,黑天鹅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大局已定。大家一直在关注人事问题。不过,我自己更多的是关注制度建设和演变问题。我关切的是十九大或者未来的二十大会不会把现在的这个总书记制度改成党的主席制。如果是这样,制度变化又进了一大步。从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总书记制度是有缺陷的。中国从1945年到胡耀邦早期的话,实行的是党主席制。以前我们叫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党的主席。毛主席从来没当过国家主席,这些很多人搞不清楚。党主席制度实行了很多年。为什么胡耀邦后来要变成总书记制度呢?我认为当时就是为了政治上的方便。邓小平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强调党内民主,把党主席制改为党的总书记制度。党的总书记跟党的主席是不同的事情。毛泽东时候也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当过党的总书记,但是那个时候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总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那时候党的总书记兼办公厅主任。那么,党的总书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班长。因为政治局常委一人一票,党的总书记没有说1.5票或者更多的票。他只是主持会议,这里没有一个等级的概念,体现的是平等的概念。


当然,大家理想地认为政治最好是平等的。不过,现实地说,政治是没有平等的。政治是最等级化的,强调责任就需要具有等级的。人们还是实事求是比较好,现实主义比较好。如果习近平是党的主席,下面还有几个党的副主席,副主席向主席负责。十八大以来,实际上很多领域方面也是这么在做,总理、人大委员长都向习近平报告工作。不过,这个安排是非正式的,不是制度性的。如果改为主席制度,党的副主席向党的主席汇报工作那就是天经地义的。我是认为这个制度安排比较好。很多人批评这种观点是鼓吹权威主义,但是中国国家大,需要制度集权。个人专制不可取,但制度上的权威,还是要集中的。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话,这个制度就很难运作。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的。台湾现在没有任何权威了,事情就很难办。美国欧洲也是一样,没有权威运作不起来。一个社会在平稳发展的时候还好,但一旦发生问题,就一定要有权威,需要权威去解决问题。


我跟欧洲朋友沟通交流的时候,了解到,欧洲人其实知道欧洲社会正在发生什么问题,也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怎么样来解决,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有效政府。没有一个有效政府,谁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呢?我觉得,党的主席制能解决党的核心跟党内民主之间的关系。中共16大以后没有了核心,现在又恢复核心了,这是有道理的。前面已经说过,邓小平解释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核心,这个体制很难运作。那这个核心是什么概念?这个核心又怎么样来体现到制度安排上呢?我认为党主席制是可以体现核心这个概念的;同时党的主席制又可以体现民主的一方面,设立几个副主席,共商决策。如果有了党的主席制,很多现在的领导小组都可以废除,这些非正式的小组越少越好。


未来的改革路会怎样走?不妨设想一下。这里有三个模式可供选择。第一个模式是普京模式,但这不好。普京一会儿当总理一会儿当总统,换来换去无非把自己弄得很强大。但是他背后的制度很弱。这也许和俄罗斯的文化有关系。不过,大家担心在普京以后俄罗斯又会发生重大的危机。普金破坏了制度,把所有权力都变成了个人集权。我不认为中国会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是改革的主体。


第二个模式就是蒋经国模式,或者戈尔巴乔夫模式,即发生激进的民主化。这也有可能。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多元的,不像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贫穷的。利益多元肯定要反映在政治上的。如果党内民主搞不好,集体领导搞不好,就容易出问题。问题控制不好,说不定就像蒋经国时代的台湾那样,出现激进民主化。


第三个模式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他主要的贡献就是把个人权威转变成制度的权威。李光耀先生这一点做得很好,不仅在他这一代就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变成第一世界,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也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高的收入,他更是建立了一套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制度体系。所以,尽管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政治也在发生变化,但新加坡的制度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李光耀先生最大的功劳。所以,我希望习总书记做中国的李光耀,走这个道路。


毛泽东解决了国家统一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国家经济问题,今后的30年需要解决一个制度建设问题。那样的话,中国的执政党可以长期执政下去,社会可以稳定,到第二个百年就是2049年,就如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的,到下世纪中叶,中国就可以变成民主富强的国家了。我想,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吧。这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为正角评论撰写的原创文章。版权归正角评论(ID:zhengjiaopinglun)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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