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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非儒:中国社会正在奖励利己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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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非儒 发表于2017-12-01

红黄蓝虐童事件爆发后,舆论场的焦虑和愤怒迅速弥漫。有关中产阶级不安全感的话题迅速成为热点。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以为生活光鲜的中产阶级,经红黄蓝虐童事件才发现自己与被清理的人只隔了一道脆弱的篱笆。整个事件的确严重地造成了民众的不安,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产阶级优越感破灭后的失落或者拼搏奋斗的虚无感,而在于人们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心已经崩塌。


汹涌民意的背后,是强烈的集体同理心。在许多城市或农村成年人的记忆当中,上幼儿园虽不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很少听闻会遭到虐待、猥亵或性侵。家长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那便是与幼儿园达成一种契约。家长支付一定的费用,幼儿园的老师要照顾好孩子。那个时候,幼儿园一般都是守信的。然而,最近接二连三曝出的幼儿园虐童事件让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我们不禁惊问:现在的幼儿园究竟怎么了?为了让孩子得到悉心的照顾,我们努力挣钱支付了高昂的费用,却换来了幼儿园对自己孩子的虐待,这种严重违约行为冲击了我们对幼儿园系统的信心。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对信息公开处理方式的不当向民众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政府在帮助侵权者(违约者)而不是在保护被害家庭。


对信息的垄断加剧了恐慌,民众对信息需求越发饥渴,这也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这种信号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许多民众认为幼儿园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势力才会让其如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而前几天调查结果的公布使得民众更加相信:中国社会奖励那些强大的违约者。


利己主义会产生什么危害?


随着《瞭望东方周刊》、腾讯财经等媒体对红黄蓝商业模式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红黄蓝急速扩张的背后是严重的人才短缺、管理不善、品质下降等问题。然而,公司高层强烈的投机心理使他们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即便2015年开始便接连曝出教师虐童问题,公司依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最近数年,中国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不断被曝光,这恰恰是利己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


在民商事活动中,我们无法做到时刻明确契约条款,甚至无法达成正式契约。对双方的约束常常有赖于推定的常识并赖以自律。其中的常识之一就是,你不能一手收钱一手坑我。人类追求私欲乃是天性,但我们反对的是建立在违反契约之上的损人利己行为。利己主义,就是普遍的违约行为在社会形成的某种意识形态。在民商事活动中,利己主义意味着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原本是金融领域的概念,但在民商事活动中也广泛存在契约一方违反明定或推定的义务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风险。


民法守护着公序良俗,但我们却无法希冀于法律解决所有规范性问题。对于这类广泛存在的契约,遗憾的是我们社会对违约行为常常无能为力。由于中国缺少完善的监管、惩罚和规训的机制,违约成本极低。当收益足够高而违约成本极低的时候,人们就会趋向于违约。


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在变相鼓励人们违约。违约不仅仅是黑心棉、瘦肉精、毒奶粉、幼儿园虐童这些违法行为,也包含了违反大量无法准确定义的社会规范,如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作为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中国人,我常常杞人忧天般地审视我们的社会和自己,官员克己奉公吗?老师孜孜育人吗?工人敬业爱岗吗?商人童叟无欺吗?而我又是个混蛋吗?这些问题关乎于公民与政府(还有政府与公务员)、学生与学校(还有教师与学校)、工人与工厂、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契约是否得到充分履行。可惜,我们却常常听到许多人感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十分严重,也就是说,这些社会契约经常难以得到尊重和遵守。


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所带来的是道德风险的提升。在无法信赖对方的环境中,我们无法确信对方是否会守约,因而会制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规则。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违约预期提升,制度成本增加,社会整体福祉也就最终降低。


中国正在鼓励利己主义?


道德风险的降低离不开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法律设定和守护着行为底线,道德则规范着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中国的《民法总则》才刚刚出台,意味着中国民法法典化才开始,民法法律体系非常不完善。而在道德方面,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失范之中。而这归因于中国无能重建被毁灭的社会价值秩序。


延续千年的乡土秩序被激进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儒家所建立的礼教规范被革命主义伦理规范所替代。这种规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秩序,于“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引进一方面破坏了原先的革命秩序,另一方面却又一直无法建立起替代性的社会价值秩序。当局虽然三番五次试图从传统伦理学说中寻求灵感,但却始终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同。

中国传统伦理学说适合于农耕时代的熟人社会,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合而不是沦为文本解释是中国必须解答的问题。中国现代伦理学说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逻辑自洽,这造成了现代社会有着多元价值诉求的人们难以取得共识。遗憾的是,中国缺少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大理论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很少能为世界学术界提供前沿的理论研究成果。面对学术研究的苦涩和孤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似乎更愿意在资本主义狂欢中无所作为,等待着马克思的召唤。


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举措激发了中国人的自我意志,然而社会价值秩序的缺失使得中国人在人际互动中迷失自我。结果我们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解建立在纯粹的利己主义之上,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信念可以从经济学中获得赞扬。他们误以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鼓励利己主义,忽视了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自利不过是那个时代萌发的一种思潮——对自我意识的尊重。


对所谓“自利”的定义依然要放在社会福利的整体中审视,这一点从《道德情操论》中可以印证。理性经济人并非追求利己主义,最佳选择是在互利的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理性制止了损人利己的冲动,因为这并不利于社会福祉的整体提升。我们中国同胞们还不明白,一次违约或许可以自肥,但损害的是脆弱的信用。而我们的社会,更是没有严厉地惩罚违约者。


脆弱的信用体系亟待重建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清晨我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一位跌倒的老人,满身是血,我和一位路过的阿姨在一旁照顾他。重点是,我们都毫不犹豫,最后也都没有被讹。而当下,我们又有多少人在对跌倒老人施以援手之前至少会犹豫?我会。我害怕做好事反而被讹,“彭宇案”中法官那句“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的质问言犹在耳。


我们对违约风险的担忧,纵容了利己主义的勃发。为什么这个社会奖励利己主义者?对此我们早已不再疑惑。道德标准缺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灰色空间各行其是。社会难以达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对连最起码的社会规范也会争吵不休。刘鑫事件让我看到的是撕裂的社会,多元价值针锋相对。许多国师反复建议,政府在弥合多元价值方面应该更有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官方自身的公信力建设尚且路遥漫漫。


红黄蓝虐童事件的舆论恐慌本来只是民众对社会信用体系崩塌后的自救,但公权力对信息公开的处理方式却埋葬了民众努力的希望。政府拥有强有力的公信力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对此,政府应该给予民众足够的信心和希望。




本文作者:林非儒,独立时事评论员。欢迎关注个人微信公众号(mozhelj)与作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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