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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收入不平等是革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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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1-02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总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变动便是进步的;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如果一个社会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


从今天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面临后两者情形。这尤其表现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尽管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一个社会如果缺失基本的社会平等和公平,那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历史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革命甚至动荡。无怪乎,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再次将至。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在1980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北美和西欧的实际对照更为明显,也更糟糕。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


报告也发现,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但各地区和国家则有差异。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亚洲迅速攀升,在欧洲适度上升,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则稳定在极高水平。二战后,西方各国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自二战以来,收入前1%人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大大增加,尤其在美国;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难看到,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但19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联合国的一个美国考察报告也带来了同样不好的消息。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就至少有一个生活贫困,而当中近半则深陷赤贫,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但这个考察报告则认为20%较为接近现实。


这里还有一个就业“假象”问题。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除了工作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支撑生活。今天的美国,出生于贫困中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对发育有助益的营养食品,难以获得基本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


1、政策恶化不平等


同样严峻的是,尽管不平等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形成的,但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缓解不平等,反而在恶化不平等以美国为例,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开始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在医疗改革等方面向穷人倾斜。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不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大幅度消减企业税率。普遍估计,这一税改会导致社会福利和医药津贴等政策的消减,结果只会使得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实际上,很多年来,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和争论的最热点问题。从这些年围绕着皮凯蒂所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


西方传统上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民主意味着少数人的政治参与。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不过,前提是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贫困状态下的参与,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地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上,公投产生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层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经常被禁止讨论。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间,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40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在中国,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能够生存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以快递业为例,阿里巴巴等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的。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


2、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


为什么收入差异很难得到有意义的改善?一般认为,这主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也是有效的。


奥尔逊认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是分利集团,他们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努力分到最大一块经济“大饼”,把发展转变为分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奥尔逊更观察到,一个社会战争或动乱之后,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战争和动乱削弱既得利益集团。


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既得利益往往就是“自我服务”集团。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穷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则流向既得利益本身,从而加大收入差异。


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不过,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历史提供给人们的方法,或许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的确发生了;就是说,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往往是灾难,包括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


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类的控制,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其实,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例如,一战和二战都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尽管今天的条件不同了,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在内部矛盾尖锐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冒险。


3、解决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方法


就革命来说,历史上出现过三种革命,对减少收入差异、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发生过重大作用。


第一,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革命”。原始资本主义下的高度剥削,促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西方政府进行了“自我革命”,通过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确立了福利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如果福利社会是可以持续的,那社会也会稳定下去。当然,今天福利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其不可持续性。

第二,苏联和中国式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灭了既得利益,实现所有人财物的重新分配,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不过,很显然,暴力革命中,生命代价的损失不可计数。


第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社会革命”。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既避免了苏联、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都在经济起飞后的30年时间内,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目标。


今天,很多国家再次面临极端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前面所说的美国特朗普减税方法,尽管其意图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但就解决收入差异来说,并不被看好。欧洲也在寻找方法,一些北欧国家在进行试点,不管人们工作与否,都能得到一份工资。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传统福利方法的延伸版。中国则在通过精准扶贫,解决农村和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如果不能守住穷人最低生活线,那“革命”就会出现了。


不过,也很容易看得出,所有这些改革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变革,不足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既得利益主导下的所有改革,其核心仍然是使既得利益获益,而非普罗大众。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只要既得利益所做的仍然是巩固自己的城堡,穷人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


此外,今天的穷人也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并且拥有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有效武器。内外部的任何因素都很容易触发革命的发生。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但现在颜色革命也已经延伸到西方本身。可以相信,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会是不可避免的。




*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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