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7月19日 下载APP 免费订阅
社会 正文

华为事件背后的美国加拿大特殊关系

微信公众号
刘江韵 发表于2019-06-21
编者按

身处中美贸易战最前线的华为,再次陷入国际纷争的巨大漩涡中。当地时间2019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华为产品。更令人揪心的是,被困加拿大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5月9日再次在加拿大出庭受审。


中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加拿大是出于对美国的“忠诚”而采取这种明知会激怒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美加特殊关系再度成为学界解释“孟晚舟事件”的主要理据,因此“惩罚”加拿大也自然成为了应对事态的政策选择。然而,如果梳理特朗普上台以来发生的事件,实际上美加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与北约关系等多个重大议题上均出现了分歧,美加同盟绝非进入了“蜜月期”,而是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那么,“孟晚舟事件”带来的启示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中加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下的美加矛盾以及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指出中加关系在当前的阴影下可能仍存在着重要的机遇。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加关系

2017年1月,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为了应对这位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批评北美自贸体系、北约同盟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美国总统,撤换了曾批评特朗普的外交部长斯特凡·迪翁(Stephen Dion),又推迟了《国防政策》的发布时间。然而,这些努力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特朗普上台还是给美加关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


首当其冲的是美加贸易关系。特朗普上台后第二天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使加拿大借助该协定融入亚太市场的计划受阻。在2017年8月启动《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后,特朗普政府随即对加拿大发起了关税攻势,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铝和钢铁征收10%和25%的关税。虽然美墨加三方最终在2018年10月1日达成了框架协议,但谈判已经对美加关系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一是在美国施压下加入的“毒丸条款(32.10款)”侵犯了加拿大的贸易自主权,该条款规定任何一方不能与“非市场经济体”缔结自贸协议,此举对加贸易多元化战略造成重大阻碍;二是谈判中特朗普的“霸凌”言论与行动对加民意产生了深刻影响,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下降至39%,乃2002年调查发起以来的最低值。


其次是加拿大所依赖的“大西洋同盟”受到了威胁。二战结束以来,加拿大一直认为美加与西欧所组成的北大西洋同盟是维护加拿大安全利益的关键,学界称之为“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其中北约是维系“大西洋主义”的核心组织,同时是加拿大维持中等强国地位的支柱。然而,特朗普对北约的地位、功能和责任分担都提出了猛烈的批评,称今天的北约已经是一个“陈腐”的军事组织,其主要任务应该从制衡俄罗斯转变为打击恐怖主义,而且美国的出资比例太高,一切都需要“再谈判”。


针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北约的主要成员国都做出了强烈反应,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要组建独立的欧洲部队以“保卫欧洲免受中国、俄罗斯,甚至是美国的威胁”。若此提议真的实现,加拿大将失去参与外部安全事务的最重要渠道,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将进一步失衡。


再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造成加拿大外交和内政的双重困境。外交上,小特鲁多将气候变化作为加拿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而美国的缺位很可能导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停滞;内政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小特鲁多的碳税政策陷入两难,若继续推行则置加拿大企业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但放弃又将招来反对派与民意的批评。


最后,美国将加拿大卷入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虽然加拿大是情报五眼同盟(由美、英、加、澳、新组成)的成员国,但在禁止使用华为5G设备上,加拿大明显不愿意轻率地跟随美国。美国情报机构首脑和国会议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向加拿大施压,但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主任在2018年9月仍公开回应称,至今未发现使用华为设备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无需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事实上,华为早已参与加拿大5G网络的前期工程,加最大通信公司贝尔(BCE Inc.)和泰勒斯(Telus Gorp)估算,若禁用华为设备将带来超过10亿加元的直接损失。因此,“孟晚舟”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对加拿大不紧密追随其封杀华为行动的惩罚性措施,事件令华为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中央,进退维谷。

美加关系的结构性变动与未来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加关系的紧张状态,部分可以归咎于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同盟关系和国际责任的负面看法。然而,如果回顾奥巴马时期的美加关系,在奥巴马与小特鲁多非常紧密的私人关系之下,实际上双边关系已经在发生重要变化。


例如,作为美加关系“压舱石”的能源供求关系,自2007年开始出现剧烈变动,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油气资源逐年下降。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1月宣布拒绝修建新的美加跨境输油管道(Keystone XL Pipeline),其在声明中列明了两大理由:一是新的输油管道并不会进一步降低美国油价,页岩气革命后美国的油价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二是美国将持续减少从加拿大进口原油,美国墨西哥湾开发的原油提炼成本更低。


可见,美加关系的变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台,当前美加关系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可能源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下面将通过考察美加关系中的经济、外交与人口结构变化,分析当前变化的性质。


其一,美加经济关系面临结构性转型。美加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支柱是稳定的能源供求关系,加拿大生产的75%的石油和100%的天然气输往美国。然而,自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之后,国会解除了对原油出口的限制,美国正迅速从加拿大能源的最大消费者转型为主要的竞争者。根据埃森哲的预测,美国在满足国内需求且兼顾出口的情况下,现在探明的油气资源足以供应50年以上,这对加拿大的能源业将是致命打击。另外,由于加拿大劳动力的老龄化速度远高于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也因对能源出口和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而逐年下降,因此美加产业融合水平也面临着下行风险。2018年11月,亚马逊宣布放弃多伦多作为第二总部的计划,随后美国通用汽车关闭了位于安大略的一家大型工厂。


其二,美加在外交战略选择上出现分歧。加拿大对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是以美加和欧洲为中心的“大西洋秩序”将继续得到强化。然而,世界没有朝加拿大预想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和安全事务的中心在冷战后逐渐向太平洋转移。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政策方面开始向亚太倾斜。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特朗普则进一步升级为“印太战略”。反观加拿大在亚太政策上则犹豫不决,少有进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西洋主义”对加拿大的影响根深蒂固,外交思想的转型非常缓慢;另一方面是受制于有限能力,既缺乏亚太问题专家和资深外交官,军事实力又处于历史低点,无法保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其三,以英国安格鲁—新教(Anglo-Protestants)传统维系的北美认同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现时,拉丁裔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已超过18%,是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预计到2055年,美国非拉丁裔白人的占比将低于50%。加拿大也正发生着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少数族裔占比预计到2031年达到30.6%,南亚裔和华裔成为第一大和第二大少数族裔,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大城市圈的少数族裔占比,将超过60%。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包括:第一,美国拉丁裔移民的快速增长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可能导致美加墨三边关系的重构,结合劳动力和环境成本考虑,美国的工厂和资本可能加速从加拿大向墨西哥转移;第二,非拉丁裔白人比例的持续减少,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在美国愈演愈烈,而加拿大在反美主义传统与族裔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右翼政治势力也可能崛起,两国的协调与合作将变得比现在要困难得多。


阴影下的中加关系与机遇


综上所述,美加关系中的经济、政治和人口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若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对加政策放在此框架下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政策深刻反映了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影响。


例如,特朗普对《北美自贸协定》的负面态度,既反映了美加经济关系离心力增强的趋势,也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对北约作用和责任分担的质疑,部分基于向印太地区转向的战略判断。退出《巴黎协定》的背后,是美加产业融合政策的倒退,结果可能导致在加投资的美国企业因成本过高而撤离。因此,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加关系的紧张状态,不单是因为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倾向和执政风格,而是根源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然而,当前深陷于中美大国博弈漩涡中的加拿大,并没有太多选择。考虑到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小特鲁多几乎不可能在2019年10月联邦大选之前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中加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无论“孟晚舟事件”最终结果如何,小特鲁多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已经注定是失败的。


但是,阴影下的中加两国,仍然应该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世界权力格局与美加关系的双重变化,正在为中加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中国来说,发展中加关系是削弱和瓦解美国“同盟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按照北京语言大学周建仁教授提出的“联盟瓦解战略”,削弱联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扩大联盟间的战略分歧,二是增强相对弱国的自助能力。当前,加拿大与美国在共同防务、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问题上存在战略性分歧,而加拿大在美国试图摆脱北约义务的情况下,出现了通过加大国防投入来增强自助能力的需要。


因此,中国的对策可以包括:一是扩大与加拿大在气候治理、WTO改革、自由贸易体系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进一步扩大美加之间的战略分歧;二是提升与加拿大的经贸合作水平,特别是以双边自贸协定与天然气贸易作为突破点,帮助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文系正角评论独家稿件,首发于《公共政策研究季刊》(IPP Quarterly)2019年第1期。


作者:刘江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7级博士生,主要研究加拿大外交、美加关系、中加关系。

微  信  公  众  号
207人参与,0人评论
登陆
你可能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