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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封杀华为拉开中美科技冷战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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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敏 发表于2019-06-21
编者按

身处中美贸易战最前线的深圳华为公司,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当地时间2019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华为产品。5月20日,又一条不利消息传来:受美国政府绞杀华为的禁令影响,谷歌公司已中止与华为的部分业务,这一举动将重创华为手机开拓海外市场的努力。


本文认为,华为目前遭遇的重大困境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真实目的——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



如何准确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国家意图,构成了中国应对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态势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此次美国对华贸易战就肇始于针对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问题的“301 条款”调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美国的“301 调查”、网络安全审查都直接瞄准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5G 网络建设等新技术领域,也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压制对象,甚至动用各种手段直接制裁或打击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华为孟晚舟加拿大被捕”事件,更是暴露了美国政府手段的恶劣性。


一、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


中美科技战发生的时代背景,可以概括为:随着科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威胁国家行为体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日趋复杂,大国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技创新竞争,保持技术优势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日益重要。

对此,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策略是,“减少国外竞争对手非法占用美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技术和技术知识”。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被确定为2018 年1 月份发布的马蒂斯国防战略的中心目标。在美国看来,能否抵住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并不取决于美国能否成功地遏制别国的进步,而取决于美国自身技术优势的保持能力。

之所以说美对华贸易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因为中美巨额贸易赤字成因复杂,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明显不合适。综述相关研究发现,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大概有四个因素:

第一,中国是全球产业链诸多制造业最终的集散地。产业链上游的国家将零部件输入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由中国加工完成后再输往美国。这其中涉及贸易价值核算的问题,如果去除掉“中间产品”的价值,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显著缩减。

第二,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能够创造大量利润,但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愈演愈烈。2018 年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市场上购买零部件产品(包括高通芯片等),期限长达7 年;而禁止华为在美国开展5G 建设,则是最新例子。

第三,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元长期保持坚挺。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完备灵活,市场化程度极高且又没有资本壁垒约束,导致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理想避风港。数据显示,美国吸纳了全球近半数的净资本出口,这促使美元长期保持坚挺,从而实际上使得美国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赤字。

第四,跟中国整个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也有一点关系。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服务业,这对于制造业优势并不突出,而服务业(尤其高价值的服务领域)发达的美国而言,它就难以完全发挥其贸易优势。

事实上,我们还要看到,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从中国的角度看,2016年美国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已经只占50%,这比起2003、2004 年左右动辄超过200% 的比例,可以说是巨大的进步。从美国的角度看,2016 年以来,美国经济一路向好,美国的贸易逆差占整个美国GDP 的比重也是处于下降趋势,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 的比重从2005 年的6% 以上,下降到如今的4%。

可见,现在特朗普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提到如此严重和紧迫的程度大做文章,肯定是别有用意。

二、美国遏制中国技术的手段


从近期动作来看,美国正动用一系列的组合拳,大力巩固它位于全球科技创新经济制高点的地位,全面延缓中国在关键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步伐。除了将关税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之外,美国对中国技术遏制采取了三大手段,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打击计划:

第一,管制对华出口。出口管制一直是美国确保领先地位和技术优势、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主要分为民用项目与军用项目两大体系。2018 年8 月美国政府宣布,基于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将44家中国实体(8 个实体以及36 个下属机构)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同时,美国国内正在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推进《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如果通过,新法案将取代现行的《出口管理法》,该法案将通过扩大对出口的定义,涵盖货物之外的科技与信息,并建立一个跨部门合作机制去发现并管控尚不在限制名单上的重要新生科技。在此势态下,可以预期美对华出口管制将更加严格。

第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美高科技领域贸易投资活动设限,打压中国科技发展进步。从2018 年6 月起,美国财政部计划禁止中资持股25% 以上的公司收购具有工业重要技术的美国科技公司。以半导体领域为例,中国企业或资本收购欧美半导体企业,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限制中美人才交流。美国正采取措施,全方位限制中美之间科技人才交流。首先是为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专家设槛,拒绝提供资金和奖励。2018 年5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其中的修正案允许国防部终止向参与中国、伊朗或俄罗斯的人才计划的个人提供资金和其他奖励。其次,美国开始阻止中国科技人员访美,同时收紧中国工程和科技类学生的签证,阻碍中国公民到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从事敏感领域的研究。

三、中美科技实力差距仍然巨大


为什么美国现在把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这可能跟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投入上的激烈竞争和差距逐渐缩小有关系。中美研发投入近年来越来越接近,而且中国在最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有可能在2018 年就达到美国的两倍。

需要清醒地看到,尽管中国在科技研发上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中美之间的科技实力差距仍然巨大,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客观而言,中国相较以往,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原创性的东西和前沿领域的东西,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仍然非常大。

近期一些媒体文章已经较为详实地指出,不夸张地说,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可以掣肘整个中国制造的发展。为什么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 只相当于50 年前美国的波音737?关键的都是“心脏”的问题。标志一个国家最高精尖、最强大、科技力最密集的领域,当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的航空工业,而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就是航空发动机。而中国竭尽半个多世纪之力,至今还没造出一个成熟可靠的核心机。美国在重型/超重型火箭的设计及制造、空间站技术、月球探测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等领域的成就,仍遥遥领先。

我们再看企业收购的情况。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多次否决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华为和中兴为什么现在特别紧张?因为很难从美国甚至欧洲那里,拿到想要的前沿技术。2018 年3 月份新加坡博通公司收购高通案,美国政府就以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5G 无线标准的领导者的理由,否定了这笔收购。

进一步看,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如此之强?我们可以通过“互利共赢的Space X 与NASA”这个案例来进行说明。2018 年春节前,特斯拉公司的总裁马斯克另外拥有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完成了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法实现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任务。

这家企业背后跟美国政府到底有什么关系?通过搜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的官方网站,寻找二者合作的线索,我们发现这家公司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不单单因为马斯克是个伟大企业家,更离不开背后拥有政府强大的支撑。

这种支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的支撑,NASA 借助科研人员相互流动和技术转移,为Space X 提供不竭的知识来源;二是提供Space X 难以独立建设的试验场所和发射场地;三是通过外包航天发射的合同,帮助Space X 实现资金周转。当然,Space X 也能够为NASA 提供正向反馈,包括通过商业化运作航天发射,压缩发射开支;企业决策周期短且灵敏度高,可以快速实现技术的转化运用;还有实现实验及发射数据共享,为NASA 自身项目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持。

Space X 背后的政府作用,只是美国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军民融合内在拥有一整套完整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1986 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1987 年的“12591 号行政命令”以及1989 年的“国家技术转让竞争法”,就已经为联邦实验室向企业实施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提供了系统化的法律依据。从1980 年的拜杜法案至今,美国政府几乎平均两年就出台一个推动创新的法案;整个国家的官产学研体系包括军民融合的背后,一直都有强有力的法治体系作为支撑。


四、通盘思考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


总结地看,基于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科技战的战略判断,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过去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跨境并购、合资企业等外生性科技与技术创新发展的道路已经越来越窄,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尽头,当前别无选择地必须全面加快内生性创新经济体系的建设步伐;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高度警惕民族主义思维的过度膨胀,更为全面地衡量特朗普政府的国家意图,有意识地控制技术冷战向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冷战进行蔓延或扩散。因此,我们不能将眼光局限在贸易报复措施上,而是要将贸易战置于如何加快促进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下,进行通盘思考。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空前活跃。美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科技引领者,技术封锁在中国短期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资本、科研投入、市场规模、法制环境和应用场景等诸多因素,美国单个国家的遏制,阻挡不了中国创新和科技的崛起。美国并不垄断所有技术,北欧、日本等在某些领域也有独到的技术优势,中国既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自主创新,更要加大开展深度国际科技合作,主动与国际深度接轨,以更大开放化解封锁;尤其要加大对国际产业链的深度嵌入,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信息、人才和技术,实现突围。

对此,我们提出若干建议供参考。其一,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深层次的改革开放。“资本无国界”且无意识形态。中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深层次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尤其是服务业)来吸引外国资本,消除贸易逆差产生的部分结构性障碍,创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以外压促进国内经济的深度转型升级。比如,中国政府推动了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全资建厂投产,就是鲜明的例子。

其二,加快内生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以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战略性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并且将战略性创新平台的布局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打破限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约束,探索更加自由灵活的创新激励机制。

其三,主要吸纳民营经济推进实施军民融合。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着力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切实推动军民用技术的相互交流和转化,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总而言之,中国的确有建设创新型大国的信心,但也要看到真实的差距。只要中国几代人坚持刻苦专研,坚持对科技研发的不断投入,坚持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中美之间的科技实力鸿沟终将被填平。




本文作者:曾志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正角评论独家稿件,首发于《公共政策研究季刊》(IPP Quarterly)2019年第1期。转载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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