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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模式现代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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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4-28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情。对中国自身而言,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一个总结过去、直面现实和通往未来的时期。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早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不管怎样的内部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着最大的份额。尽管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本身的经济在下行,但较之仍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西方经济,中国是所有主权经济体中的佼佼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世界没有任何理由不关注决定着中国未来的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呢?这就需要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因为这份报告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蓝图。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文化的、外交的等等。因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高度综合的文件,多角度来解释不仅应当,而且必须。


笔者认为中共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大会,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是政治,是一份政治文件。在未来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中,政治是最关键的。尽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很重要,但未来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政治家手中。在中国的政治构架中,说政治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问题。笔者把十九大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这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讨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1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如何解读中共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呢?笔者认为,至少需要涵盖如下四个大的方面。


第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尤其在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中共十八大以后,“自我革命”就已经发生了,中共十九大之后的“自我革命”会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展开。


第二,中共十九大的正式政治文本和非正式文本的解读。最重要的政治文本是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和有关修改党章的说明,也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会议之后,由新华社在2017年10月2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此外,非正式文件的文本也很重要,因为这些文本说明了正式文本产生的过程,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些非正式文件文本包括新华社所发表的两篇重要报道,即2017年10月24日发表的题为《肩负历史重任、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和2017年10月26日发表的题为《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第三,显性的和隐性的或者直接的和间接的制度变化。有些制度变化是显性和直接的,例如设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有些变化则是隐性的和间接的,但同样重要。最重要的隐性制度变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确立的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的制度。


第四,中共十九大之后,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未来展望。同样,中共十九大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这里的讨论侧重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在强调“制度自信”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关切正在发生的制度变化。为此,我们需要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丰富的内容中提取和勾勒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大构架。制度建设是中共十八大的主题,更是中共十九大的主题。中共十九大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已经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要把制度建设提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


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共十九大释放出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最为重要的信息便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现代性的重新界定。经过“自我革命”,这是一个新的政党,或者说是一个新时期的政党。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海内外都在讨论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过程和所获得的现代性。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实际上,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很难理解中国其他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是唯一的执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中国的一切。所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现代化,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实现不了现代化,那么就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首先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就有能力引领国家的现代化。简单地说,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决于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


2世界权力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


西方社会总是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性”,认为其缺乏西方所认同的“现代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国际背景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也一直是和国际背景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4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部发展和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几次很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主动开放,抓住国际机遇,赢得了发展的机会。但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应对危机。这段时间里,尽管也有制度变化,但主要是通过应付危机来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次转向,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而且把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认识中共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从欧洲、美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核心危机”(或者“首脑危机”)的现象,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核心危机”的核心便是政党危机。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国家,政党无一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政党组织社会、凝聚共识、产生领袖、治理国家。但现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治危机也随即产生。


西方危机


在西方,今天的权力危机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当然,核心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核心,而是说西方所产生的核心没有能力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今天西方的政治核心或者统治集团至少表现为如下几类。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领袖集团,但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领袖很难说甚至可以说绝非是最优秀的。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事务的动机。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因此,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民粹主义,也有右派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式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领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各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第四,强人或者强势政治的回归。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即往往不按现存规则办事情,往往可以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轻易的破坏。


西方危机

非西方世界的情况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西方世界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当高,政治力量或者政治人物很难轻易撼动现存制度。但在发展中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往往很低,很多仍然处于初级建设阶段,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可以轻易破坏现存制度,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很多转型中的体制来说,面临着两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一是体制的西方(民主)化;二是体制转型失去了方向,旧的体制不可行了,新的体制又无法建立,从而出现僵持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在矫正“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情况下重新界定和获取现代性。多年来,笔者一直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没有最后一个“全面”,其他三个“全面”就无从谈起,因为前面三个“全面”都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行动主体去实现。如果我们把前面三个“全面”理解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那么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也都无法实现。


3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


在中共十八大到中共十九大的五年时间里,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重大的政治变化都是围绕党自身的变化,因此,这里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变化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再者,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变化也具有“外溢性”,导致了其外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包括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党和经济的关系、党和社会的关系等等。不难观察到,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所发生的变化大都是调整其外部关系,即执政党对社会经济变化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适应。各种调整往往表现为反应性和被动性,在一些时候更是表现为“不得不”的方式。而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内部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自我革命”。党内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超出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笔者一直有一个观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其面临两种选择,即“被革命”和“自我革命”。“被革命”就是由他人来“革命”,而“自我革命”则是自己对自己的革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不仅避免“被革命”,更是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在中共十八大至中共十九大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表现为围绕着反腐败运动而展开的“破”和“立”两个方面。反腐败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内容包括轻车从简、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执行住房车辆的配备待遇等具体事项。到今天,这场反腐败运动普遍被视为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持久深入的运动。“立”的方面表现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作为执政党,“从严治党”也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高层所特别强调的。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会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不过,中共十八大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是习近平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首次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针对党风党纪问题,2015年中国共产党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两个重要政治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例如针对反腐败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过度了、已经走过头了。另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表现为“选择性”,即表现为“路线”问题。还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之所以如此反腐败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持传统的观点,即反腐败就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不过,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残酷无情的追求。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对新时期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依靠什么执政?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执政?


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这需要把其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演进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是在启蒙运动中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目的在于守旧和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转型和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遏制了任何可以催生重大变化的因子。儒家成为唯一的统治哲学,而儒家的核心就是维持统治。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帝到晚清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但也可以说是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社会可以是有进步的,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是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那么,现代性表明什么?现代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随波逐流”而来?整个近代以来,现代性是通过“革命”或者“斗争”而来。今天,现代性仍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仍然不失其“革命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其传统意义上,继续的启蒙和革命显然已经很不适应。革命毕竟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而执政则是要维持现行的体制。因此,中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去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在西方,政党是竞选“选票”的工具,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功能。在中国,政党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获取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4现代性与政党的新使命


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如前面所说,在西方,政党主要通过选票计算来获取其合法性的。也就是说,社会决定了执政党的现代性,而非相反。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因为选票是社会成员给的,社会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性质。这也是今天西方政党危机的根源,“随波逐流”,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政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演变成为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情况是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做出的许诺。这里的逻辑也明显,即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


所以,在每一个时期,执政党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执政党的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今天,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作出的新的基本判断。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掌声,但是执政党也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峻和冷静的思考及判断。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关切“两个百年”的重要背景。这次,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报告还对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30年的现代化目标作出了两阶段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9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这个经济目标尽管也不容易,但鉴于现在的发展势头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动员能力,一般认为,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然而,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5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这5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在这些经济体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很多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也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增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西方经济体之间经常因为各种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愿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不过,较之这5个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前提条件是具备一个有效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温饱、总体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5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


笔者一直以为,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加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历史地看,制度更是人们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尽管中共十八大以来,外界关切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层面。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也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了。在任何国家,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如果有了“历史终结”的观点,那么就是制度衰败的开始。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九大在“校正”了此前一些制度发展偏差的基础上,明确了未来制度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中共十八大之后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把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共十九大成立了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依法治国”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方案。毋庸置疑,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中国全面制度建设。可以预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一个以法治为中心的新型中国政治制度或者中国模式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原载于《全球化》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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