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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一带一路”五年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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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7-25


薛力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2018年9月将满五周岁。“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五年只能算开了个头。但五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以此为一个小周期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评估、改进,大有必要。


几年实施的情况可概括为“成效巨大、问题凸显”。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其所激起的“涟漪”已波及全球,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尚在彰显中。历史地看,“一带一路”建设展示了中国人天下治理理念的一大变化,这一倡议很可能跻身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共和国外交决策之列。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和平方式重塑世界的重大尝试,不可能先有一个周详的设计再落实,“边设计边施工”碍难避免,因此,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避免发生重大失误。而倾听天下广议,将大有助于中国客观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笔者所在的团队酝酿了一个计划:在全球选择一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研究(或比较熟悉)“一带一路”的重要人士进行访谈。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新加坡的若干人士为访谈对象。首篇的访谈对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访谈时间:2018年7月4日

访谈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中方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录音稿整理: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录音稿校对:薛力

本稿件经访谈对象审定





薛力:在您看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主要是中国的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三者。当中国的资本过剩了,中国资本也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会“走出去”。“一带一路”之前,中国资本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一带一路”推出后加快了这一过程。“一带一路”出台也是基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考量。经济增速从以前两位数的高增长下降到6.5%,相差至少三个点,导致产能大量过剩,所以需要去产能。但三个点的产能不可能马上去掉,所以需要走出去。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加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比较优势。


这一点与西方手法并不一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经济发展。就东南亚国家来说,除了各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致力于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缺口巨大。但现有世界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很少投资于基础设施,所以给中国留下了投资的空间。但这不同于以前的国际援助,是在商言商,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西方资本走出去也是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差别在政府层面。


西方之所以总是对“一带一路”和“走出去”产生误解,是因为西方是私人资本的走出去,但中国资本走出去大部分靠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被他国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是私人资本走出去则完全是市场行为,与他国谈条件的时候可以在商言商。但由于是国有资本,这和国际援助又分不开,而且还具有政治性。这种误解就是资本与国家结合滋生出来的。


薛力:中国明白基础设施很难盈利,为什么还要大力开展此类建设?


郑永年中国高科技含量资本不多,基础设施是中国强项。虽然基础设施盈利少且周期长,但由于中国的高科技空间较小,其他空间大多被西方占用,所以只能依靠基础设施的空间走出去。当前西方的资本分为三部分:实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金融资本;互联网资本。实体经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中很重要,但真正盈利的是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实体经济能解决就业,但从资本角度看,其本身并不那么重要。虽然中美都在发展实体经济,但华尔街重视的是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西方对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已经不那么感兴趣,这给其他国家留出了发展空间,但西方国家仍会批评中国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实际上,如果中国不(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国家也不会去做。


薛力“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驱动的么?一些人认为有政治动因,您的看法是?


郑永年我认为不具有很大的政治原因,如果有也仅仅是辅助性的,不是主体。如果具有政治原因,中国就不应该采取这些做法。但在现实层面,即使没有政治原因,他国也会将其视为具有政治原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是经济项目,但也会带来政治结果,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越南也永远不会让中国造一条从南到北的高铁,泰国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寻求平衡。国有资本规模大,大就会有政治性,别国不将其视为经济项目而是政治项目。一旦视为政治项目,就会意识形态化,而且他国会在经济方面寻求更多好处。“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的需要,但事前没想清楚要做什么、如何做。这是现在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



薛力“一带一路”为什么在习主席时期提出?


郑永年首先因为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开始就逐渐走出去,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只不过没有“一带一路”的名称。习时代中国的资本和产能过剩是很大的驱动力。


薛力:是否有领导人个性原因?


郑永年:当然有个性原因。邓小平时期主要解决国内问题,因此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时期提出和平崛起,开始具有外在影响。习主席时期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要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也符合国内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走出去的三个阶段也很明确。80年代中国资本短缺,因此只能“请进来”。90年代加入世贸组织,因此要接轨。“请进来”是打开国门,接轨是向世界学习,因此这两个阶段不会发生冲突。现在“走出去”是必然的,但会和别国发生冲突。


概括起来即,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二是中国到了走出去的阶段。


郑永年是的,但是政策形成需要通过政治途径,因此在习主席时期形成。即使这一届政府没有提出,下一届政府也会提出。中国走出去的进程是一直持续的。


(薛:中国将“一带一路”称为倡议,但很多国家将之视为中国的大战略,您同意吗?)


不太同意。大战略一般较为宏观,而且有明确的规划,但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是在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是大战略,就不会出现当前的一些困境。德日等国当年对外扩展时有明确规划,但我不认为中国有国家规划。


(薛: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以前西方运用非和平手段,现在中国强调合作。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因为现在力量不够所以采用和平手段,而力量够了则会运用非和平手段。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时代不一样。以前西方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当时也没人反对。现在中国不可能走以前西方的路线了,只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时代、国际体系不一样,因此行为也就不一样。



薛力:“一带一路”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郑永年最大的优点就是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缺少发展动力,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问题,西方也自顾不暇。1980年代开始,西方为世界经济提供发展动力,中国也加入它们。但一旦西方出现问题,那么就会缺乏动力。“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机遇,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最大的不足是没考虑好如何利用基础设施引发其他经济活动,即有了基础设施我们应该拿来做什么。仅仅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不可持续,很难获利,而且民众也没有获得好处。对民众而言,大规模基础设施需要与民生经济结合。中国不一样,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和工业化结合,但海外的基础设施没有和其他产业相结合。


薛力:“一带一路”目前在新加坡的实施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项目?


郑永年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小,不太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提的新马高铁在马哈蒂尔上台后也不提了。主要的着眼方面还是金融,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可以融资,并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桥梁,将“一带”和“一路”连接起来。金融目前有不少进展,但是否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还在探讨过程中。还有的领域就是双方合作在第三国开发,现在还处于讨论阶段。


(薛:新加坡对外投资很多都是中国的“过桥”资本,这些资本以前多从香港走,现在则大量从新加坡走,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新加坡资本”形象更好?)


是的,在“一带一路”下,新加坡比香港的地位更中心。


薛力:新加坡对“一带一路”的整体评价是什么?


新加坡没有基础设施项目,与地方关联不大,且金融部门与民众的关联也不高,因此反应整体较为正面,将其视为机遇。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围绕“一带一路”展开,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围绕“一带一路”虽然有助于更好推进倡议,但会引起他国怀疑。这是中国的风格:(把对外关系上的)所有事务与“一带一路”联系。但国外的认知不一样,他们看到什么都是“一带一路”,就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式的新扩张主义。




薛力:“一带一路”推行五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大家都觉得中国强大了,但不见得形象就变好了。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其形象是两回事。国家形象一旦联系到很多其他方面,就可能会是负面的。


(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是否有利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


当然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推进。


(薛:如何协调二者?您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在前一阶段的做法如造岛是不得不做的,但造岛以后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保持当前做法,对“一带一路”会造成很大阻力,因为其他国家会把南海问题和“一带一路”相结合。南海也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会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扩张主义。中国现在在南海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如果中国将这些岛礁开放,让他国船只停靠,与航行自由结合起来,那么结果就会很好。但如果采取宣布专属经济区之类的作法,结果可能会非常糟糕,就会被认为是新扩张主义。有必要指出的是,前段时间不得不那么做,因为越南、菲律宾都在造岛,中国也不能不造。


(薛:东南亚有一种声音认为,《南海行为准则》制定进展比较慢的原因是中国不太积极,您的观点是?)


不仅仅是中国,越南也是问题。


(薛:您的文章在中国影响广泛,估计高层也关注。如果中国领导层问:在东南亚建设“一带一路”,以及南海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您如何回答?)


应该开放这些岛礁给所有各国的船只,更应当容许美国船只的进入和停靠。


(薛:九段线怎么办?)


九段线就不要再提了,因为没法说清楚。而国家形象改善后,所有其他问题都不一样了,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不一样了。中国没有能力去解决(九段线)这些老问题,也没有空间妥协,因此不要去谈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善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有我说南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要有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法律上无法解决。


总之,九段线问题(中国)不应该去触碰,中国只能通过改善自身行为被他国接受,中国甚至可以欢迎美国的航母到香港停靠。容许美国的航母在香港停靠,为什么不容许其停靠这些岛礁呢?


(薛:就是实质性淡化九段线?)


对,渐渐就没有九段线问题了。


(薛:那如何应对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


中国已经拒绝了仲裁案,现在就是这些岛礁怎么用,海洋生物资源、和平稳定、海洋安全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以问题导向来解决问题,不能回到之前的死胡同。



薛力:您认为“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现有的做法有什么不足?如何改进?


郑永年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其他国家发展经济一定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资本和国际机构对这方面都不感兴趣,因此,只能中国来做。印度在这方面(效仿中国)还早。一些国家会批评(中国的做法),但它们不会去做。不过,中国也要改变方式,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名称却没什么人谈海。海是已经存在的,为什么要去内陆修铁路?应该做各国港口、航空等互联互通,这比内陆修铁路要好,内陆的东西非常敏感。


第三个方面是工程规模太大,应当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工程规模太大就有政治性,阻力就大。化大为小以后,民营企业和其他国家资本就可以参与其中,减少了自身的风险。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经济结合起来,考虑“一带一路”项目如何带动当地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话,“一带一路”项目本身就会不可持续、很难盈利,民众也无法获益,最后就容易烂尾。


薛力:国有资本效率不够,容易引起政治敏感,但私营企业容易产生监管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郑永年首先应该化大为小。国有企业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不仅中国的民营企业进不去,外国的民营企业也进不去。例如亚投行可以吸引民资,通过这一平台进行监管,就不会出现民营资本的无政府状态。


(薛:中国现在想把亚投行打造成世界银行或亚开行那样的模板,其标准和项目选择与这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它们联合融资。因此很快拿到几家评级机构的最高评级,但其金额与投资的项目相对有限,远远不如国开行、进出口行等。)


如果亚投行做不了,那就要有其他机构规制这些金融活动,而不是无政府。“一带一路”有项目规划,要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技术解决不难。



本文系薛力研究员对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录音整理稿。文章首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8年7月20日。转载已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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