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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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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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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年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要避免这个陷阱。

如何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最为关切的问题。改革开放如何成为可能?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国际和平。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内部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中国本身也要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这几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的最高原则。从邓小平到今天,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邓小平时代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政策目标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外部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但是,随着近来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战的开始,人们突然感觉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来临。实际上,西方已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至少在经济上陷入了这个陷阱。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会出现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改变了往日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缘故。或许主观层面的政策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客观要素的变化。这可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变来理解。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把自己的国门打开,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在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实行“接轨”政策。“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规则。

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欢迎。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并且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方面。过剩的资本、多余的产能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走出去”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西方认为,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已经从从前的“学习”“接轨”“维持”转向了“修正主义”;在内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的外交话语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开始要充当西方的“老师”,教训西方并且开始输出自己的“模式”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制度模式。

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处于长期的结构调整困难。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有有效的国家政策,来促成经济走出危机。



贸易战的表现形式



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的认知成分,更有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战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战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战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两国的总体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其目的还是要维持世界霸权的位置;要维持其霸权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国对其所构成的挑战,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

这里需要一个判断,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热战的可能性极小。局部的冲突有可能,例如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很难想象。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从军事上“征服”中国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两国之间从局部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冷战是有可能的,也是美国强硬冷战派的期望。冷战派希望无论是通过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局部冲突,把中美关系引向军事冷战;一旦发生军事冷战,美国就会像往日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了。

贸易战是否会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下一阶段的互动。就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努力避免贸易战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认真考虑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这一问题。

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要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显然,如果中国以美国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国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应清楚本身的技术发展水平



中国首先需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比如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业1.0版定义为机械化,2.0版为自动化,3.0版为信息化,4.0版为智能化,中国究竟处于哪个位置?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

现实地看,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之间。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发展,但在这两个层面究竟有多少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有多少是对外国技术的应用?哪些核心技术中国高度依赖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万一与美国的技术脱钩,这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带来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国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办法应对?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尽管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如何应对贸易战?



在一定程度上,贸易战不可避免,但必须是非常有限的贸易战。中国可以在农产品或者汽车等一些可以找到替代进口的领域打贸易战,在很多技术领域则没办法打,因为中国本身就没什么技术。农业产品的替代进口比较容易找。汽车方面,日本和德国等拥有技术,中国可以转而向这些国家进口。

美国页岩油技术的飞速发展,意味着美国能源出口能力的增强。中国可以加大对美国能源的采购与投资,因为在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其他商品不足以平衡中美两国的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目前看只有大宗能源交易能平衡赤字。而贸易赤字恰恰正是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中最看重的东西。

在贸易战中必须注意发挥多边主义的作用。这次美国正式启动贸易战后,中国第一时间把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美国的征税措施,这个方向是有建设意义的。习近平最近也多次强调多边主义,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接下来会加快汽车、金融方面的开放。此外,中国可能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对外开放,让更多的技术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互联网仅仅是美国技术的应用,没有太多原创性的技术。中国加快开放互联网市场,哪怕在最初阶段,西方在国内互联网市场占领多一点,但至少中国自己还会有份额,并且通过真正的竞争来发展自己的原创性技术。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互联网市场原创性技术都会掌握在美国手里,五年或十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就更加困难了。对互联网保护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导致原创性技术的出现。其实,汽车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起初时期需要保护,但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开放和竞争,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中国国内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中国自己的掌控之下。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内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更是要为中国企业本身提供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同时,既然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就要教育企业接受国际规则。中兴事件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

总体上说,虽然中国市场对于美国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战开始,对安全的考量就会占据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地位,美国会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美国可以去开发其他市场,但如果中国被排挤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或者中美之间经贸脱钩,就会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开端。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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