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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考核指标应看中产阶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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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9-04

新加坡植物园,地近赤道,四季草木葱茏、风景如画。园内一处地势稍高的坡顶上,矗立着一栋素朴、方正的大楼,赫赫有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便跻身其间。


在很长时间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中国的存在,仅限于知识圈子;但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开始注意到这一机构——全拜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赐。


这位出身中国浙江的政治学者,虽远在南洋,却在中国有着无可忽视的影响力:最初,他以对中国政经、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而早早在华人政治学者中崭露头角;本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其在海外媒体发表的大量紧扣中国现实的专栏文章和学术著作流传至国内,诸如“中国模式”“内部多元主义”“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等一向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被他引爆、脱敏,引发上自中央、下自地方官员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政经周期深度调整之际,郑永年多篇媒体文章,掀起热论,亦引发诸多猜测:他是什么“来头”?有何“背景”?


而相较于中国读者对他政治观点的熟稔,郑永年关于经济、社会的看法,则不那么引人注意。


比如,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中产阶级陷阱——中产规模太小;比如,他认为中国当前并无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只存在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不透明、无法持续,且容易导致腐败;比如,他认为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将长期存在下去——新加坡、法国国有经济成分比中国更重;比如,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应学习日本东京湾、美国旧金山湾的经济整合,更应考虑以经济整合带动社会、政治整合。


因此,无论是否同意郑永年的观点,他已然是谈论中国事务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2018年年初,在东亚研究所图书馆,腾讯新闻《财约你》对话郑永年。他背后,一排排书架高至天花板;窗外,暖湿气流送来绵绵密密的雨。


1、“国企将继续存在,并扮演重要角色”

1981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是郑永年命运的分水岭。


根据郑永年对《财约你》的讲述,他并无显赫家世,是出身浙江余姚乡村的地道农民,在家人的支持下参加高考,并偶然地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在1990年出国之前,研究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政治,倒是出国之后开始转而研究中国,并在1995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美国高校“批陆扬台”的氛围中,形成了自己坚定的立场与认同感——这样的立场与认同感,深深地影响到郑永年之后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研究生涯。


他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出版时,坚持在原标题“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后边加上“in China”——《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站在美国、日本、英国的立场和站在中国的立场看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他对媒体习惯称呼他为“中国问题专家”颇为不快:“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问题’有它特殊的含义,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国家——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比如,他认为林毅夫不应该考虑能否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项本身即话语权,其背后不单纯是专业主义标准”。


再比如,他批评中国的高校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方面全是照搬西方概念,“中国的学者不了解中国”——本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刻,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历史性机遇——西方类似的转型诞生了太多伟大的理论。


这一点在其研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立场:不同于中国舆论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看法——国企应自由化和私有化,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私有制”;郑永年认为,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他看来,中国自汉武帝“盐铁论”以来的两千年历史,就是混合所有制:最上层是国有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底层是民间自由资本主义,中间层是国家和私人的公私合作,最好的是“政府与市场平衡,经济内部不同部门平衡”。


郑永年认为,西方在经济危机后的应对手段主要是金融和财政政策,中国在此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新加坡和法国国有企业的比重甚至比中国还高。因此,“所有制不是问题,运营操作才是问题”。


但让他失望的是,“中国知识界有关中国国企改革的争论,已从工具性、技术性问题演变成高度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问题”——而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邓小平将“姓资姓社”这一高度意识形态性的问题转化成工具性问题。


2、“考核干部,就看中产阶级这一个指标”

视频丨郑永年对话财约你,讲述求学经历


自从1996年在香港《信报》开设专栏以来,郑永年20多年来保持了每周写一篇专栏文章的习惯——虽然后来阵地转移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因此,郑永年对中国社会热点议题了如指掌。


在《财约你》对话郑永年之际,有关“佛系青年”的讨论,在中国大陆正如火如荼。出人意料的,对中国知识分子颇多批评的郑永年,反而对这种现象深表理解和同情。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差不多走完了先发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路,这是巨大的成就,却也意味着这40年的主要获益者——“40后”“50后”和部分“60后”——基本把未来两三代人的机会都抢完了。“不是说年轻人想成为佛系,而是没有机会、没办法,感到无望——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可能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也因此,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平衡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不能只是“货币主义”。“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9000美元,虽然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政府不应推卸在社会建设上的责任。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社会政策,如果现在不做,不给年轻人希望和公平,未来不仅‘佛系青年’会越来越多,也会产生诸多问题——比如社会失序,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社会突发事件频发。”


历史地看,西方在马克思时代,亦即原始资本主义时期,是查尔斯·狄更斯描述的世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情形,也是造反的时代,内部社会主义运动非常暴力,“一战”“二战”也都与此有关。但后来通过社会改革,将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西方才获得长时间的稳定。


相较于欧洲由工人运动推动福利社会,“亚洲四小龙”则先发制人,政府主动做社会改革。“以前世界银行说,东亚是经济奇迹,我觉得,除了经济,更重要的是社会奇迹——经济起飞二三十年时间,将中产阶级的比重提升到70%,社会就稳定了。”


除了社会稳定,郑永年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产阶级的壮大密切相关:中国像以往那样靠政府投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靠外贸,都持续不了太久,唯有靠消费拉动需求,“而消费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社会”。


从东南亚的情况看,举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是中产阶级规模太小。美国“二战”后,中产阶级比例最高时达70%,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时,还有58%;等他8年后卸任,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49%。


“这也是当前美国问题频现的根源,”郑永年解释道,“中产阶级规模小,社会就分化,缺乏共识,什么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产阶级比重太小,副作用之一是,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加剧。换言之,如果不能做大中产阶级,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如何做大中产阶级?


郑永年的建议是:考核干部时,其他什么指标都不看,就看中产阶级一个指标。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腾讯新闻《财约你》访谈的部分内容,编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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