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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天花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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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发表于2018-09-1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减贫,对世界的城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测算,1995—2000年,按照联合国数据测算,中国新增加城镇人口占世界82.5%,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测算,我们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占世界31.7%,也就是说世界城镇增加人口有三分之一是靠中国贡献的。


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中国城镇化30%,2011年50%。城镇化是一个S型的曲线,一般认为,30%到70%是一个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间,50%是城镇化的一个转折点,30%到50%是加速,50%到70%是减速。2011年以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减速时间,中国城镇化这种减速的态势在东部地区也是很明显的。从国家层面来看,2006—2010年中国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39%, “十二五”下降到1.23%,2016年是1.25%,去年是1.17%。东部地区来看,这种减速的态势更加明显,“十一五”是1.58%,“十二五”下降到了1.01%。现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也越过50%的拐点,往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也会减速。


中国的城镇化为什么会减速?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已经40年。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现在我们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减速阶段。根据我们的测算,大概在2033年左右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刚才我们说30%到70%是快速推进,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33年,我们还有15年、16年城镇快速推进空间。


第二,我们的新发展理念。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中国政府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我们更加强调绿色、协调、共享发展,过去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是靠低成本、土地的低价格等。这样一种环境在新发展理念下不再存在,也就是说,未来在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可能不会太快。


第三,需求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我们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我们要更加注重高质量的发展。增长速度放慢对城市就业的需求会带来影响,同时我们更加强调创新的驱动,我们劳动力在提高,很多企业都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有些地方还在推动无人化,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会带来城镇化速度的减缓。


第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过去我们支付了这些成本,但是这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市民化的问题,这可能也会影响城镇化的速度。我们这么一种态势,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重点将是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是要建立一个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我想我们这里可能做一个预测,2030年是68%左右,2033年是70%左右,那中国城镇化的“天花板”在哪儿?中国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我们预测中国城镇化的天花板在80%左右。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到205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接近这个天花板,也就是说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基本完成,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空间结构基本趋于稳定。


这些年来,中国外出农民工的增量在逐年下降,2001—2012年每年增加300多万,2012年我们平均每年新增外出农民工600万左右,2013年以后下降到每年平均只有70万,2015—2016年新增只有几十万,新增的外出农民工在不断下降。


过去农民进城的意愿高达到80%,但农民想要进城进不来。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们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上已经放开,只有北上广深才继续实施落户机制。2018年以后,农民市民化的意愿大幅度下降,只有50%左右。我们到浙江、珠三角发达地区调查,当地想要农村户口的人比想要城市户口的人还要多。


常年搬运水泥的农民工的双手,被磨得伤痕累累。


2014年以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都是加速下降。2015年以后,农业转移人口转移的速度也在下降,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就业比重越来越低,现在是27%左右,学术界对这个数字有一定的高估。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城镇化的减速影响未来农业人口向城镇、农业就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30年左右,农业就业比重大概会下降到12%,甚至有可能更低。


我们刚才讲到中国城镇化未来的一些趋势。未来怎么办,我想提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我们一直倡导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这个格局就是城镇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我们要实行多中心网络开放的格局,我们也把这个写到《全国国土规划纲要》里面了。增加三级城市群,一个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一批国家级的城市群,还有区域级的城市群,还有网络开放格局,四横四纵。


第二,随着产业的分离和产业分工不断细化,未来中国会形成一批管理控制中心。我把这种管理控制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际的管理控制中心,包括香港、上海、北京。第二个是区域的管理控制中心,包括广州、深圳、武汉、天津、大连、沈阳、西安、成都、重庆。第三个层次是省域的管理中心。


第三,严格化城乡的边界。未来三到五年,城市人口是71%到72%左右,我们乡村人口可能是30%以下,农业到2030年,农业就业人口可能会下降到12%,或者11%以下。要根据这么一种未来城乡格局,来对乡村进行规划。如果这一点不搞清楚,把人集中到城市中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我们的城市+建成区占国土空间的1%,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我们适合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只有3%,意味着未来95%的陆地空间都是乡村地区。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全域城镇化,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概念。


第四,大幅度减少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在慢慢减少,我们已经进入到城乡差距小的稳定时期了。要跟乡镇规划结合起来,假如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村农民现代化,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有没有可能下降到1.3%到1.5%,甚至下降到1.2%?这个难度很大。我们如果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第五,放开县改市。1997年我们冻结县改市以后,中国城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推进“县改市”了。前些年我们进行了县市制度标准的治理,但现在没有公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根据我们的测算,2012年的时候,市民化的程度只有40%左右,这些年来推进比较快,过去珠三角地区推进比较慢,乡镇政策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最近两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所以我想下一步加快推进农业专业人口的市民化,仍然是一项强制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做大量工作。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在2018年IPP国际会议上的演讲速记稿,未经作者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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