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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地走向海洋的中国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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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8-09-25

古代中国因何错失“大航海时代”?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或称“地锁国家” land-locked power) 和中国的国家形成和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 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 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 主动接受中国文化, 也就是说, 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很容易理解, 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 中国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 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 包括突厥、蒙古、西藏和满洲等。中国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 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 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了长城, 而不是海军, 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 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来应付周边国家, 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 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代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 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 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 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 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 论技术, 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在西欧小国进行海洋远征的同时,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也出现了掌握了很高航海技术的海员, 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洋和其他地区。他们制造的船舰远比葡萄牙人制造的要庞大、坚实和美观。当时,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 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这一点, 这些年人们已经说得很多, 不需要在这里再做论述。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强大的能力, 当时所谓的“倭寇” 或者“海盗” 的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并非日本人, 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


但是, 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 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海航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 政府下大力气, 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 从此之后施行闭关守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 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 王朝的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 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 已经根深蒂固, 难以动摇。尽管福建的海员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他们从文化上说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王国和国王, 国家可以达成一个统一的意志, 也就是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但福建海员并不能成立陆地的国家政权, 因为福建也只是中国诸多省份的一员。王朝陆地地缘政治的需要阻碍了福建海员向海洋发展的冲动。中国历代王朝对港口城市并不很感兴趣, 并没有看到像香港和上海那样的港口城市的重要性。上海那么具有海洋优势的城市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只是一个小港口, 而其他港口城市要么被视为渔民出口捕鱼的地方, 要么只是驻扎军队以防止海盗和走私者的地方。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船舰来到中国的时候, 港口城市成为王朝把外国人挡在内陆之外的停留处。


第二, 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 而且更是既得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费, 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 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海航。第三, 在客观层面, 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 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 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 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 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 和“禁海” 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 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 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期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 的时候, 中国已经无力成为海洋国家了。


近代中国海洋国家意识的萌芽


在19 世纪, 随着英国人的到来, 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 中国也不是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 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 但朝廷仍然不重视, 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 以“割地” 的方式应付了事。只有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 并打败中国之后, 朝廷才醒悟过来, 但为时已晚。王朝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海洋力量的崛起可以通过控制贸易港口和城市经济, 成为足以摧毁中国的陆地力量。


总体上说, 在过去500 多年的历史里, 中国只有在19 世纪末, 受日本的影响, 曾经想建立一支海军, 也努力这样去做了, 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 从此再也没有想去努力建设海军。在整个20 世纪, 中国也没有把重点放在海军。解放军初期并没有一条军舰, 也没有海员,但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和日本的战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 都是陆地战争。1949 年建国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 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 但发展海军更多地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 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 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 相反, 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 其海军并不很强大, 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 的政策, 和苏联站在一起, 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 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 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当代中国海洋文明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 年代, 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 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 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这也是当时的电视片《河殇》受到追捧的原因之一。这个电视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过, 电视片的主要动机并非是推动中国从陆地国家转型为海洋国家。尽管电视片给人一种有关海洋文明的思考, 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实际需求。


简单地说, 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 即“请进来”、“接轨” 和“走出去”。在过去的30 来年里, 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80 年代, 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 也就是打开国门, 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 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90 年代, 中国确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中国实行了“接轨” 的政策, 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 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 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 政策, 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 中国在很短时间里, 从一个资本短缺国家成为资本过剩国家, 资本必然要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的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 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 国内高速的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同时, 中国又是出口导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对外来资源的依赖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促成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之一。第三, 中国资本“走出去” 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第四, 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 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 把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 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 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等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 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 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过, 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 但上述要素也在为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提供巨大的动力。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 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 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海洋地缘的重要性, 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 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 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 谁控制了海洋, 谁就控制了世界, 那么在金融全球化时代, 谁控制了金融, 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的, 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 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 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 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不过, 对中国来说, 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 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 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教授的新书《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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