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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慰安妇问题背后的混乱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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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辰 发表于2018-12-14

今年8月中旬,台湾设立首座慰安妇铜像,地点在国民党台南地方党部前,无可避免引来政治揣测;而日本马上声明遗憾,台湾外交部也很配合地强调是民间团体所为,政府并未参与。至于现在已搞不清楚是台湾“驻日”还是“助日”代表的谢长廷,则说“台湾内部的大陆政党不断扩大台日对立”,好像慰安妇的历史不真实发生在这块土地似的。


然后便是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被人发现用脚踹慰安妇铜像(虽然藤井辩称他只是抬脚伸展),引发轩然大波。


从现实政治考虑出发,民进党政府为对抗大陆地区,积极拉拢美国与日本,才对这种侵门踏户的行为视而不见,并非完全不能够理解,但笔者还是无法谅解。更让笔者困惑的是部分台湾独派对慰安妇等日据时期历史的认识。


日前台北市长选举辩论验证了笔者的疑虑。国民党的丁守中九月造势将台南的慰安妇铜像搬到台北二二八公园,并表示当选后马上立像;民进党的姚文智在辩论调侃他的政策有高雄韩国瑜的影子,并将设立慰安妇铜像喻作韩国瑜要建“爱情摩铁摩天轮”的政见……虽然笔者也认为丁守中就是跟风、消费与政治操作,并不实质要替台籍慰安妇争取正义,不过笔者也认同丁的观点,这确实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更显见姚对台湾苦难历史的无知。


台湾部分独派人士的荒唐史观


事实上,台湾独派有不少人与日本右翼人士持相同观点,将慰安妇视为主动献身的卖春妇。一如他们对台湾日据时期所存有的“日本梦”与在史料判读上所存有的刻意撷取与刻意美化问题:日本为治理台湾所建立的制度与基础建设带来现代化,却忽略它殖民经济剥削的一面与压抑、欺凌台人的作为;被人诟病的同化教育政策,竟被认定具启蒙效果;为加强台湾在战争中的后勤地位展开实业教育,则判定培育农业与工商业人才,让台湾精神与物质文明提升……虽说历史本身会因为观览者的视角不同而在诠释上有所差异,但完美复刻日本的殖民史观,对所谓的“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性”,也就是台湾独派在应对大陆时,所夸夸其谈的那些说词,确实存有相当大的讽刺。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笔者不认为日据时期对台湾推行现代化建设全然没有帮助,但不顾“始政时期”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进行清乡屠杀,也不管“皇民化”政策与他们后来诟病的国民党高压统治下一元主义同化政策有多相像,则显然不够公允,是一种历史认识的偏差与价值观的缺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难怪台湾当局在2014年“微调”历史教育课纲时,为还原殖民史实,执政的马当局于书写慰安妇的段落加上“被迫”两字,却引起某学生代表痛斥“如何证明慰安妇全部都是被迫的?”,认定有些妇女因为经济因素担任性工作者,并要求教育部提出证据的奇葩言论……即便后来该名学生代表已在网络上道歉,表示自己“功课做得不足”,但也显见这一代台湾人的历史认识真的很有问题,所谓的“觉醒青年”有时不过是自以为觉醒而已。


复杂的慰安妇问题


日军在战争时期广设慰安所,包含被强占3年8个月的香港在内,就笔者所知,今日湾仔骆克道跟谢斐道一带即改建为慰安所,船街南固台旁,还有高级慰安所“千岁馆”服务高级军官,诚如在台湾基隆、高雄、嘉义与花莲等地。而除了设置军人会馆、海陆军慰安所外,尚有警官慰安所,以供肉欲横流。


至于中国大陆地区,以笔者在大陆就学时身处的上海为例,被认为有166座慰安所。笔者生活所在的虹口区,由于是当时日侨的集中地,除世界第一所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 (原位于宝山路,后来迁到东宝兴路125弄),知名的还有“小松亭”、“永乐馆”、“三好馆”。另外像公平里弄堂底的高级慰安所“海乃家”更是上海最大,屋内最多住上四十几名慰安妇,其中除中国妇女之外,也包含朝鲜和日本的妇女,服务于高阶日本军官,更是日本赖都赖不掉的,将慰安妇制度化的重要证据。


笔者近期较常造访的广州,有东华东路慰安所、光孝路慰安所、海珠南路慰安所等地。至于其他像江苏、福建、云南、山西、海南等地,也都有慰安所遗迹或慰安妇受害者存在。相关资讯大陆地区朋友可阅读张双兵老师或苏智良教授的著作、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出版品,又或观览电影《二十二》、《大寒》即可获得,在此不多赘述。


慰安妇问题相对复杂,主要在于其最初以日本的卖春女性为主,也确实征集了部分对“皇国有莫名忠诚、自愿献身的女子。然而随战争扩大,在中日韩及亚洲其他地区,则无可否认有军方强迫的痕迹,许多女性系以诱骗、强掳、强征或买卖的方式被关入日军慰安所的。


即便退一万步想,诚如部分人士指出的,确有少部分慰安妇自愿,但受害女性多数受坑蒙拐骗,或不知所应征工作之具体情况(按照口述历史,其中有不少人是以担任“随军看护妇”、“会计人员”、“女工”或“清洁人员”名义受诱骗),到异地后为了活命只能妥协,沦为军妓,并且诚如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秦季芳认定的,重点是没办法自由离开,若“不写被迫,很多人会以为她们是自愿的”,对受害者更属再次伤害。


所有台籍慰安妇老奶奶们都是台湾的女儿,不应成为被肆意玩弄的悲剧。也无论她们被迫与否,性奴隶机制都不该被允许。


虽然台湾与香港的历史不同,没有一个被特殊记载的“黑暗时期”,在1945年以前的日据时期,与国民党政权收复台湾以后,民间也确实存有部分认同差异。但如前所述,台湾超过1000人的慰安妇中,遭恶劣警察或中介诱骗、劫持、强迫征召到海外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所在多有,这其实是台湾政府在高举“转型正义”大旗时,应该面对却刻意忽略的问题。


笔者访问香港时特地绕至中环交易广场的慰安妇像;九月到韩国访问,也前往大邱的“绽放凝聚希望花朵”日军慰安妇历史馆致意。惭愧的是,台人在这段历史中伤得不可谓之不深,这几年却不如大陆、香港与韩国做的多。


大陆政府曾多次就日本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作出批评,韩国方面则举国相挺,持续不断地抗议。2017年文在寅总统在欢迎特朗普的国宴上,更让慰安妇老奶奶李容洙出席成为座上宾。但台湾当局在1992年委托妇女救援基金会设立慰安妇的申诉电话进行调查、认证工作,并由“外交部”领衔成立跨部会小组;1996年发表声明,要求日本制定特别法解决台籍慰安妇问题之后,近年来无甚有作用之作为。全台仅存的两位高龄慰安妇老奶奶至今仍得不到她们所希冀的道歉与应得的微小尊严。


台湾大多是民间力量在努力,比如前述的妇女救援基金会,除参加国际会议,联合韩国、菲律宾向日本施压,要求道歉赔偿外,还提供台湾方面的材料申请“慰安妇”历史档案,列为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外还成立“身心照顾工作坊”让慰安妇老奶奶集结为互助团体,用戏剧、艺术、瑜伽、摄影等方式进行心理咨询,协助治疗创伤。他们成立“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研究、展览史料,收录了59位台湾慰安妇老奶奶的生命故事。不过由于没有太多的政府奥援,他们始终举步维艰。


民进党当局的“转型正义”


至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转型正义”,执政两年下来越来越像现实政治与选举利益的算计,而非他们所言的,是为了更高位的价值。


在清算国民党,追究“白色恐怖”暴行与强夺国民党“党产”时,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气魄,却对日据时期的殖民暴行装聋作哑。他们不愿承认日本有对不起台湾的地方,不敢对日本曾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批判和追究,也无法直面慰安妇名誉恢复与赔偿的问题。这种做法除打脸其所强调的“人权价值”外,更呈现出历史认知的混乱,终使“转型正义”缺了一角。


由于没能对于重大历史时刻与其中的政治变动进行反省,台湾社会始终无法完成“解殖”,一个极其吊诡的情况继续存在,亦即在部分台湾人心中总有着“日本情结”,各族群间也一直没办法真正和解。


台湾当局真应该好好思考,执政者作为表率,不仅应正视和处理慰安妇问题,增加调查与支持慰安妇老奶奶争取赔偿与恢复自身名誉的要求;更需要将慰安妇议题的明确观点列入中小学历史教育中,辅以人权与性别平等教育,让台湾的下一代了解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悲剧,以记取经验教训。另外也应当将日据时期的殖民政策与慰安妇的历史正义都列入现行对于“转型正义”的要求中。


毕竟对历史的认识应坚持大是大非,慰安妇问题可以不涉国族,但不能忽略它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对女性与人权迫害的问题。我们要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则是对下一代的责任。



本文作者:林奕辰,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博士。文章首发于《思考香港》2018年11月20日,原题名:“混乱的历史与历史的混乱——台籍慰安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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