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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可以兜底但绝不能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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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 发表于2019-01-18

前一段时间,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引起广泛热议,将中国发展不均衡背后的教育不公问题,以更加具象的方式摆在大众眼前。对此的相关评论还未冷却,这几天一个艺考报名APP引发的问题又在网络沸腾。二者都涉及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虽不懂技术,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乱象的评判总是离不开对教育公平的探讨。关于后者,涉及专业性较强的艺术考试,无法对其做专门的评论。但对于前者,作为一个从深度贫困地区出来的研究人员,笔者有一些思考想分享。


关于《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发的技术能否改变教育不均的讨论,目前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如该文作者一样,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为解决教育资源不均问题带来一丝希望,通过技术平台搭建起一个平行的世界。不少读者和评论性观点为此深表认可并为技术提供者点赞。这种观点暗含的逻辑是技术带来的改变有总比无好,甚至将技术视为改变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这一病症的一剂良药。


而另一种观点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单凭一块由资本推动的“屏幕”,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教育不公现状。而且这项技术进入之后,与原有的重点班制度相结合,被视作是一场只供精英群体参与的“变革”,真正的底层人群仍被甩在这场“变革”之外。因此,大众并不值得为这“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称赞,只有从根本原因入手才是帮助中国教育走出困局的最优方式。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也各有不足。作为政策或制度的设计者,应该跳脱出这种以“文章立意”先行的思考方式,而是以客观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来提供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个人观点来看,可行并不代表最优,但往往最具操作性。毕竟世上没有几个困局是真的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没有哪项技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单从某一方面看待中国的教育不公现状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都是片面的,若想对中国的教育公平政策进行一个客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未来的改革方向,我认为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阶层差异难以完全消除


无论是传统时代的低分化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阶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任何制度或政策都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差异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家庭层面,二是区域层面。从家庭层面来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从区域范围来看,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较为发达的地区和较为落后的地方。


家庭差异性对教育的影响主要是一些隐性因素,比如教育机会的选择、教育资源的获取以及受教育程度等。而已有的很多研究都已证明父母的学历、收入、职业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情况。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孩子在学校的选择和接受教育年限等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具象一些来讲,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在择校时学费等经济因素可能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作为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受经济条件约束,他可能会选择学费更为便宜的学校。再看未来继续教育方面,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往往会选择中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再允许他们作为劳力却不为家庭做出贡献。而对于条件较好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并不一定会继续接受教育,但情况一定会有所不同,因为这样的家庭会给予子代更多的选择余地,而非别无选择。


关于这方面,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两位女性的命运,就映照出家庭条件对子代受教育的影响。其中一位女性,即使被称之为天才,但作为鞋匠的父亲坚决不支持其接受更高的教育,她的求学生涯也就终止于中学门前。而她的好友,一个父亲在法院做门卫的同街区女孩,却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除了学者著作、作家以及影视作品将这种影响展现之外,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作为一个从深度贫困地区出来的女性,我的成长过程经历了无数这样的情况。二十一世纪初,曾经一起上学的小学同学,成绩优异,但因家里无法继续支付她的伙食费而让她在五年级辍学;初中成绩排名第一的男生,因交不起高中的学费,最后选择学校不那么好但可以为其免学费的高中。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家庭差异还会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未来人生规划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优质资源向发达地区汇聚。老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同样的道理。区域差异在人力资源方面表现在优质教师资源往中、东部发达地方汇集。在发达地区,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高的待遇,对人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然,落后一些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要弱一些。在硬件设施投入方面,东、中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政府投入大,而西部地区投入自然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在教育观念方面同样如此。


当然,在此并不是强调教育不公的必然性,而是想指出一点:由这种难以消除的差异产生的教育不均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也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因此,需要我们警醒的是:不能寄希望于实现完全的平等,更不能将这类教育差异夸大化或严重化。


好的政策应尽量减少阶层差异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差异有其天然存在的阶层性,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并不代表无法改变。一个好的制度或政策应该尽量减少阶层差异对教育的影响,而非助推其影响的扩大与深入。


在中国的政策历史上,教育公平政策一直并未缺席。一在民族方面,实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为了补偿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实现所有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会获得不同分数的加分照顾。比如,东部地区一些省份给予农村户籍少数民族10分的高考加分;西部地区不同的民族可获得10—20分的加分权重。


二在区域方面,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均可获得同等比例的加分。比如云南省的高考加分政策对于边疆地区和执行边疆政策县的考生而言,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可获得相同比重的加分特权。在这些边疆地区,教育公平政策的主要限定标准为区域因素,而非民族因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加分权重都能发挥效用。考生填报志愿时虽然是加分投档,但是在决定权上给予高校一定的选择空间。是否录取或录取分数采取原始分数还是加分后的分数,由各大高校自行决定。所以,在云南笔者上学的年代(2011年前后),家长和考生都倾向于报考省内高校,原因在于省内高校会认可加分,但省外高校一般并不认可。


三在经济和家庭层面,一直有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的照顾政策。比如,2005年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此外,在高中和大学阶段,设立了专门的奖助学金政策。笔者上大学时,每生每学年最高可获得3千元的助学金、5千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而言,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教育负担。此外,还有高校专项计划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贫困家庭子女,能够享受同等受教育机会。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措确实对提升教育公平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为何近几年中国教育不公一再成为民众痛点,不断引发热议?我认为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教育市场的繁荣发展,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出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在教育方面,有条件的家庭开始追求学校教育之外更好更全面的教育。课外特长班、辅导班、竞赛班等等因此繁荣发展,市场上也因此快速发展出一批教育集团。教育市场的发展,其实对于教育公平没有直接的影响。它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交易行为,秉持着“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交易规则。本质上还是属于难以消除的阶层差异在影响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就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吃不饱饭的家庭宁愿选择家里少吃饿肚,也要供几个孩子上学;但是,有些家庭就不愿意做出这般决策。主要还是看家庭自身的资源配置决策。


因此,不能将教育不公的“罪责”全部推给市场,市场只是拉大了学校教育之外的差距。如果学校教育质量能够得以保证,这样的差距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有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市场对于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吃不饱饭就让其他能吃饱饭的人也要一起挨饿”,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不公。


可是,当教育市场与近些年的教育改革相互结合,就促使了教育不公平的进一步蔓延与深化。对于民众或社会来说,一个好的政策或制度,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作为“公家”(政府)维持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应发挥其减少阶层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但是,近几年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在偏离正轨,从结果来看不是弱化阶层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反而助推了阶层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性。


比如,就近入学政策,最初目标是为了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当然,在教育机会不均的年代,该项政策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下教育机会并不匮乏的年代,教育公平性更多体现为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然而,就近入学政策反而强化了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的阶层分布。


通常情况下,教育质量会随着行政区划序列出现高低层级分布。越是处于行政区划下端的地区教育质量越差,处于上端的地区教育质量越高。可是,在就近入学政策下,城市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通过购房“择校”获取好的教育资源;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只能被排挤出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之外。农村的孩子只能被强制结构化地选入行政区划下端教育质量差的农村学校就读。


另外,不断推行的素质教育和减负政策也在助推阶层差异对教育的影响。学校提倡素质教育,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演变为教师在学校不再强抓学生的成绩,放松学业要求。给孩子减负,三点半就放学。对于城市和有条件的家庭而言,他们可以到教育市场为孩子购买补习课程,在课外找补学校减少的东西。而在农村地区,素质教育的后果就是学生综合素质没提上来,学业成绩却飞速下降。在云南很多地区,农村学校各项课程的平均成绩“惨不忍睹”,20—30的班级均分成为常态。减负和素质教育在偏远地区演变为“不抓学习,不抓成绩,只要上课即可”的懒散教学状态。结果,城市孩子在课后努力找补,农村孩子课后打游戏,三点半放学回家放羊、放牛。这样的教育改革政策,其实弱化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将更多的教育责任还给家庭,因而强化了家庭、阶层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与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目的相背离。


再看,近几年各地的高考改革政策。以2018年8月份北京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为例,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其中录取依据不仅有面试成绩,还有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而且这两项占比达40%,而考生的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比60%。这大大弱化了客观成绩对于升学的作用,而主观评定的空间则突显出来。同样是在强化家庭差异在升学中的作用,而且随着主观评定空间的增大,如果无法有效规避“权力寻租”,教育极容易沦为权贵阶层的私有物。


第三,已有的教育公平政策失灵、停滞,效用大幅减少。现在民众的教育诉求已从“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转变,但是教育公平政策依然停留在确保教育机会公平的阶段,自然难以发挥其维护教育公平的作用。直白点说就是,现在底层群体无法继续接受更高教育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发展不均衡产生的低质量教育成果,将他们可参与竞争的空间进一步压缩,导致他们难以在竞争中获胜。


面对新的教育不公现状,原有的经济补助以及加分政策无法发挥作用。以上大学为例,一个孩子他都无法考上大学,在大学设置再多的助学金都没用;当他的成绩与考上大学的差距不再是分数能够解决的时候,给他加再多分也没有用。根据2017年贫困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贫困地区80.0%同学辍学的原因是不愿意上学而非经济因素,而不愿意上学的具体因素为自身学习兴趣的减弱、不良学习成绩和心理压力。辍学率最高为初中阶段,占比达70.0%,而初中正是农村孩子进城接受初等教育的初始阶段。可想而知,根源还是在于基础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学业方面形成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的教育公平政策应该着眼于现有的教育不公现状,及时“更新”。


公办学校可以兜底但绝不能垫底


教育本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手段,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通道。倘若我们的教育政策无法维护教育公平,就会成为阶层固化的帮凶。近几年,我们的教育政策之所以越轨,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忽视了教育公平性的建设,反而将教育需求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来释放。结果,必然与核心目标相背离。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维护教育公平而回到以往那种“大锅饭”的教育供给状态。在此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公办学校在教育公平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即公办学校可以兜底,但绝不能垫底。


可以兜底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方面,要为底层群众保留一个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上学空间。绝不能垫底强调的是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千万不能走上公办就代表质量差的道路。


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江苏人,从初中开始上私立学校,学费为2万元一年。而他表哥,上的是公办学校。最后,两个人,前者上了985大学,后者上了省内的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前者在全国第四大互联网企业工作,后者在换了几家工厂之后,找了一个体制内的轻松工作。最初的我将这样的差异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但同学的回答一下点醒了我。除了个人因素之外,硬性的结构性因素在于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据说在江苏,很大程度上公办学校意味着较差的教育质量。“上了公办学校,在入学初就决定了以后只能上各种职业学院。”同样,今年在广东省某区调研,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公办学校办学质量低,优秀生源纷纷流向私立学校。这样的趋势如不加以制止,我们将会丧失一块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领域。




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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