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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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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发表于2019-01-18

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如果根据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人们可以说,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没有国家的崛起。近代以来,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从反面来说,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不说久远的历史,苏联的崛起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尽管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


类似地,二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即使政治领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经济发展缺失主体,国家崛起计划只好付诸东流。历史地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支撑,便往往是无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高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商人群体居多,而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和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表现出至少如下特征。(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特征也表明了这个群体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企业家所处的环境造就了这些特征。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的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于技术的企业家,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少。


这些年,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电饭煲等,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制造优质的马桶盖和电饭煲,而是没有工匠精神,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但对技术和技术的改进仍然处于漠视状态。中国已经远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是“组装大国”。今天,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为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但在实际层面,“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红顶商人”层出不穷。商人只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权力,和权力拉上关系,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再者,商人这样做也是有经济理性的,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企业家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官员有“潜规则”(金钱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描述的便是这种情形。但很可惜,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理论上说,在商业社会,消费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实际上,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这些年来,商界充斥的丑闻(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无一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尽管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庞大经济体的支柱,但仍然没有实现其消费权的有效机制。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绝然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很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离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业家,但更可以葬送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不过,很可惜,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太远。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这些年来,尽管“公司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的企业界,但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做是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做给政治看的,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但社会也被破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保护社会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当政府和企业都不仅不保护社会,反而破坏社会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样子。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作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


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情都敢做。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和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和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需改变制约企业发展社会环境


诚如前面所说,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大多是企业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有效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就必须改变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的转型是关键的。在中国,政府本身是企业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光有企业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善营商环境。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等。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但仍然处于两个极端。对自由派来说,是私有产权;对左派来说,是国有产权。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结点。


经验地说,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都需要明确化,都需要得到保护。近来人们开始讨论“中性制度”的确立问题,但在意识形态、制度和政策各个层面来实现“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样,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刚刚有了点意识。之前,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如果上述这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例如确立可行的税收制度,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如果企业不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只有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规则。在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和英国人开拓世界市场,破坏了原来的市场规则,确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不过,当时的世界处于“弱肉强食”时代,“适者生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来抵抗这些列强的强盗行为。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通过长历史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市场规则。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但不管怎样,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都不足以开拓海外市场。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在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过,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认同建设最为重要。如果企业家群体不能成为一个寻求独立的群体,而继续是权力、官员和政府的附属物,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拯救不了企业家。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1月15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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