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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正文

从“佛系”到“锦鲤”,中国是否会步入“低欲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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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 发表于2019-03-07

从2017年“佛系青年”一词传遍网络,到2018年朋友圈大规模转发锦鲤,再到2018年国庆节的“支付宝中国锦鲤”及2019年春节期间的“支付宝全球锦鲤”活动,“佛系”和“锦鲤”成为青年群体热议的话题。对此,有观点指出这些行为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焦虑、迷茫和无助,是对现实社会的被动接受,是看到了草根逆袭之后对生活压力的逃避。也有些观点认为这些行为是一种“丧文化”,反映了青年群体无欲望的消极心理,并担忧中国会步入低欲望社会。本文通过对比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对中国是否会步入低欲望社会做出一些思考。


“佛系”和“锦鲤”


2017年末,“佛系青年”一词火遍我国各大媒体网络。“佛系”一词最早来源于日本某杂志,他们把喜欢独自生活、仅关注自身生活和爱好、看淡一切、不愿意谈恋爱的人称为“佛系男子”。我国的“佛系青年”一般是指一切随缘、不争不抢,对生活、事业无所追求的青年群体,他们经常会把“都行、都可以、没关系”挂在嘴边。佛系青年的主体大多集中在“90后”和“00后”,他们对新事物的反应最敏锐,感受力和接纳能力均最强。例如,2018年初,一款《旅行青蛙》游戏火爆青年群体朋友圈,位居中国APP STORE下载量第一名。这款游戏中,青蛙的独自生活、独自成长,博得了众多青年人的眼球,引发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将青蛙与自身对比,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便开始大肆养蛙及渲染这款游戏,以此来显示时尚和潮流。“佛系”养娃游戏的火爆折射出越来越多青年群体趋于“佛系”的社会心理。


2018年,又一大热词“转发锦鲤求好运”在朋友圈及各大媒体社交平台中刷屏,众多青年人转发许愿考试通过、股票大涨、旅途平安等等,期待好运降临。“锦鲤”的刷屏来源于2018年夏天,一个不擅长唱歌跳舞的女生杨超越参加一个女团选秀节目,并以第三名的成绩出道走红后,随后朋友圈中便开始大量出现“转发锦鲤杨超越”的热潮,许多青年人真的希望借此得到好运。此后,十一黄金周支付宝推出的“中国锦鲤”活动抽中了微博名字叫信小呆的网友,微博粉丝仅一天就增加了五十多万,微博认证也变成了“2018支付宝中国锦鲤”。


2019年春节期间支付宝抖音锦鲤活动仅上线24小时,“支付宝全球锦鲤”话题就已破亿。一部分人转发“锦鲤”仅为跟风刷屏、当娱乐消遣,而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希望不努力就可以得到回报的侥幸心理以及对现实的逃避心态,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寄托了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与“佛系青年”相反,“转发锦鲤”并不是无欲无求,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一些观点认为“佛系青年”和“转发锦鲤”是丧文化的传播,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一种消极表现,是一种强调否定性、反整齐划一和反传统的思维,甚至消极地表示这些现象是我国将要迈入“低欲望社会”的征兆。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现象在发达国家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策略先生”大前研一在其出版的社会观察类畅销名作《低欲望社会》,其副标题就叫“胸无大志的时代”。在书中,作者指出日本青年群体没有欲望和梦想,做事情不积极上进,致使日本已经陷入“低欲望社会”。大前研一认为生子欲是“低欲望社会”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日本为何出现“低欲望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日本社会文化促使青年群体主动形成“低欲望”心理。日本的青年人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兴趣爱好,更加以自我的意识为中心。工作学习之余,日本人更加享受私人时间。面对繁忙的工作,很多日本人不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婚姻生子。以日本女性不愿意结婚为例,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中,已婚女性是被期望成为“家庭主妇”的,而这对于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独立的日本职业女性来说,则成为她们不愿意走入婚姻的重要原因。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5300万户家庭中,超过30%是“单身户”,这一比率预计将在2040年增长至40%。


二是在经济的压力下,日本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正值日本经济衰落时期,被称为“失落的20年”。经济压力使日本青年人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青年人“能省则省”的消费态度使得日本的消费能力严重下降。例如日本社会汽车的销售额正在逐年下降。日媒数据显示,2006年,日本平均每户家庭持有1.12辆车,而到2017年,此数据降低至1.06辆车。而在买车的人中,青年群体所占比例极小。在结婚生子方面,民众认为生育子女的成本过高,即便结了婚,也不愿意生育。对于奢侈品或其他方面的消费更是提不起欲望。


三是“宅”文化的盛行以及崇尚极简的生活态度。2013年日本导演下敦弘的作品《不求上进的玉子》,讲述了一位23岁的女生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努力找工作,而是选择宅在家里打游戏看漫画,还会经常感叹诸如“日本不行了”之类消极的话。这样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正是日本“低欲望”青年的真实写照。随着“宅”文化的盛行,青年群体对于生活都没有过多的欲望。动漫、手机、零食就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对一日三餐也是尽量从简。


“低欲望社会”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首先是导致生育率的降低。青年人对婚育的态度直接造成了日本生育率的降低。根据日本人口数据显示,日本人口从2010年开始,连续呈现负增长趋势。2010年日本总人口数量为1.27亿人,人口增长率为0%。2018年日本总人口数量为1.26亿人,人口增长率为-0.12%。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18年新出生人口数为92.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是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现象。其次是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物价的降低无法促使经济的增长,即便为员工加薪,也难以刺激消费水平。此外,青年群体的低欲望以及“宅”文化的盛行,给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来了巨大冲击。


中国是否会步入低欲望社会?


针对我国当前青年群体所体现的各种特征,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像日本那样步入“低欲望社会”,进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与日本存在着一些相似的社会现象:第一,我国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之后,也没能有效地增加生育率;没有解决劳动人口萎缩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养老金支付压力愈发增大,还引发了社会对“延迟退休”的讨论。


第二,与日本经济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房价暴涨、股市泡沫、外汇风险、实体经济衰弱等问题。第三,中国也存在着消费欲望不足的问题。而导致消费欲望不足的直接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消费环境不好、服务质量低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住房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表示,住房房贷占存款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支出就下降0.2个百分点。


尽管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本文认为,基于以下三点原因,中国在短期内不会进入低欲望社会。


第一,中国青年的特征是应对压力下的被动行为。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实际上是人们心理的主观转变,追求重心逐渐从物质生活转向精神生活。与日本不同的是,面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中国青年所表现的行为并非对精神追求的主观体现,更像是对社会和生活压力的无奈与逃避之举。以就业压力为例,有数据显示,国考录取率10年仅不足2%。除去公务员,其他职位的竞争情况也是非常激烈的。2012年开始,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超过9亿人,而我国全国的就业人口为7.76亿人。整体呈现出就业总量庞大、流动性强的特点。


2019年的毕业生人数将达到860万,再创新高,新的一轮就业压力又将开始。再以住房压力为例,据2018年有关机构统计,我国35个重点城市检测结果显示7成以上的城市房价收入比都是上升的。房价、房租的高涨使得中国新一代青年的负债水平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中房贷占了负债的60%以上。因此,越来越多年轻人才会选择采用“佛系”的人生态度来进行自我排解和自我减压。


第二,我国国民消费能力仍然很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不断增长。不同于日本消费水平的低迷,我国整体的消费水平较强。尽管近年来一二线城市消费增速有所下滑,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存在着复杂性和区域差异,许多三四线城市仍然稳步上涨。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1亿万元,同比增长9%。由此可见,我国国民的消费能力仍然很强。此外,2017年,在青年群体被贴上“佛系”标签之际,据贝恩与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消费者为全球奢侈品行业贡献了近32%的销售额,2018年更是上升至42%。从对奢侈品行业的消费水平来看,显然不符合“佛系青年”无欲无求、没有购买欲望的特征。


第三,目前来看,我国社会整体信念是积极向上的。我国青年群体并没有像日本青年群体那样产生“国家不行了”的消极心理。虽然新一代青年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革转型过程中已不再需要担忧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仍然存在,人们依然渴望努力拼搏和奋斗以博取更加美好的生活。以流行词“锦鲤”为例,锦鲤延续了我国古代鲤鱼跃龙门的美好追求,“转发锦鲤”现象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自身发展、未来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非是安于现状、无欲无求和消极度日。在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颁发“影响中国2018”年度人物中,“锦鲤”女生杨超越荣获年度演艺人物称号。她的颁奖词为“这个年轻女孩身上折射出一个时代普通人的奇迹与梦想”。由此可见,社会希望“锦鲤”所传递的是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正能量,鼓励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和敢于打拼,而并非是宣扬一种不劳而获的侥幸心态。


实际上,选择“佛系”的人生和“转发锦鲤”这两种行为本身是不能用对错来衡量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面对社会的转型、变革和生活压力都有不同的选择。在批评青年群体所谓“丧文化”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导致他们产生“丧”心理的原因?社会变革中的贫富差距、机遇愈少、阶层上升通道渐窄等等现象是否导致了青年群体心态的焦虑,促使他们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审视现实问题?抑或是青年群体对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所产生的消极心态?可以说,青年群体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我国目前社会问题的缩影。


新时代背景下,只有缓解我国现存的包括就业难、房价高涨、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压力大等各种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源上帮助我国青少年创设正能量的氛围,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坚定科学的价值观,避免我国在未来步入“低欲望社会”。





本文作者:李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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