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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教育创新集群短板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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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隽、曾志敏 发表于2019-03-07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要的战略定位之一,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为实现如此激动人心的愿景,除了《规划纲要》提到的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等战略性举措之外,更为重要而关键的是,需要夯实“教育创新集群”( Education Innovation Cluster)的微观基础。


从“创新集群”到“教育创新集群”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较早提出了“创新集群”的概念,他把技术创新分为时间意义上的集群和空间意义上的集群,即“M型创新集群”和“T型创新集群”,而“M型创新集群”延伸出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事实上,创新集群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认为:创新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总是趋于集群,成簇地发生。成功的创新首先出现在一些企业,接着是更多灵敏的企业会步其后尘;创新也不是随机的均匀分布的,它总是集中于某些部门及相邻部门。


现在一般认为,创新集群是指以新知识生产、新产品大量出现为本质涵义的创新型组织(创新型企业、各种知识中心和相关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中或在技术经济空间中集聚并且与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结构的产业组织形态。因此,创新集群特别强调不同创新主体在特定空间内(地理意义上的,或技术经济意义上的)的有效连接和互动结构。2001年,OECD的研究报告《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就指出,作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推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动力源。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er)提出的“钻石模型”(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创新集群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除了有助于企业互动过程中的生产稳定性之外,同时也能够刺激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


随着大学(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动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得到各国政策层的高度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创新集群研究已经从传统上的产业视角转移到“教育创新集群”上来。OECD上述研究报告《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也首次提出“教育创新集群”(Education Innovation Cluster, ELC)的概念,即在学区、研究机构、私营企业和其他团体之间建立区域合作关系,使得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产生创新集聚效应。事实上,从欧美创新集群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研究型大学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和促进创新要素汇融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教育创新集群发展的经验


美国在创新型、创业型大学的转型方面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许多美国高校都在大力推动企业的创新科技技术,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保障。20世纪50年代,美国建立大学研究区,将拥有服务于研发机构、高技术企业和支持性服务的地产和建筑企业,与高等教育的科研机构建立正式的联系,通过产业伙伴关系促进大学的研发活动,帮助新企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以技术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建立多个高校-产业研究中心,使高校和行业产生互相合作兴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加工研究所、麻省理工大学的聚合物处理计划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大学研究区就是将高等教育资源与企业资源联系起来,使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产品,从而为经济发展服务。


为了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领创新高地,美国政府更加重视激发教育创新集群效应。2011年,美国创新创业咨询委员会(NACIE)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推动基于大学技术商业化的建议”的信件,在此信件的推动下,美国商务部于2013年正式发布了《创新与创业型大学:聚焦高等教育创新和创业》报告,明确大学创新创业的五大核心活动,包括促进学生创新和创业、鼓励教师创新和创业、支持大学科技成果转换、促进校企合作、参与区域地方经济发展,分析探讨了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商业化。


2016年1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文件《教育创新集群:加速创新的步伐》(Education Innovation Clusters: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Innovation)。其中,美国教育部尝试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区域促进商界、学界和教育界的合作,形成创新集群。“教育创新集群”在学区、研究机构、私营企业和其他团体之间建立了区域合作关系,以改善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地区的学校发展。研究领域与商业领域之间合作较为成功的例子,从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崛起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而被人们赞誉为“魔法实验室”的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 )则更是在微观层面上提供了绝佳例子。


大湾区教育创新集群短板及未来


随着《规划纲要》的逐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公共服务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将会取得显著成果;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发展仍然未能深入借鉴欧美创新集群发展的核心做法。香港拥有大批国际一流高校,汇集了大批高科技人才,这些高校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这些科技人才与创新实力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不可缺少的动力。高等院校也正在积极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投入到科技创新的研究中。目前,尽管一流高校有着雄厚的创新实力,但湾区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仍然缺乏有效的知识创新支持。许多科技创新禁锢在高校的象牙塔内,让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因缺少新兴技术支持而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如何有效架起知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实践上看,目前大湾区更多是注重学术上的合作,表现之一是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来办分校,如香港科技大学南沙校区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等,而未真正将科研技术运用到商业运作与产业发展中。借鉴美国成功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大湾区必须要意识到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而这需要大学使命的转型,即我们应认识到学术研究正是开创新行业或者变革旧行业的创新源泉,要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企业来说,在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商业竞争更为激烈,为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获得长期竞争力,创新科技必不可少;对高校来说,将科技成果商品化意味着推动时代的进步,将科技转化为更实际的成果,为人类提供更便利的生活,也为国家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级一流大学,广州拥有多所双一流高校,深圳拥有多家成功的科技企业,但由于各有发展理念和路径,这些创新要素尚未能产生更好的叠加效应,因此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来统领并实现理念交融。若能促进其合作,使科学研究有针对性地作用于商业化中,将大幅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水平。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研究在最初远逊于美国东部名校,但正是因为它坚持强化产学研结合模式,才成就了今日的斯坦福和“硅谷”。相比于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环境并不逊色,因此,更应努力探索大学和创业者、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的湾区创新集群模式。




本文作者:李明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曾志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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